从前引唐太宗君臣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所论的是“君道”，是统治的方法，是关于如何巩固统治权的问题，是关于如何缓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的问题，因而，这些言论本身也就驳倒了他们在另一些言论中自称为“爱民如子”、“为天下苍生”一类的话；因而，唐初的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无非是用以达到巩固统治权这一目的的政策，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那也不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来看，就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其实，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缓和下来，而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活动的余地。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是比较有利于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其实，唐初，作为一个新政权的统治，乃是隋末农民战争的产物；而唐初所施行的对农民相对让步的政策，也正是和隋末农民战争关联着的。既然这种政策的施行，乃是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力量，迫使封建统治者作相对让步的结果。那么，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

但在另一方面，也决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能把唐太宗时期的农民生活理想化，不能片面地全部信任某些显系夸大了的歌功颂德的记载。因为，走向另一个片面，也同样是离开当时历史条件来看问题的。其实，唐初的政权依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依然继续下来，这种政策的进步作用也就不能没有极大的限制性。其实，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去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封建统治者施行这种对农民作相对让步的政策也不能延续得很长久。当然，要了解具体情形，就必须具体分析这种政策，就必须具体考查唐代统治者逐渐抛弃这种政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来看。

第一、就在唐太宗统治期间，也存在有农民困苦的现象，更无论以后的年代。例如：

如果在当时，农民真正都获得充分土地，能保持其土地，并且也没有繁重的兵役、徭役负担，何来有如许浮游无籍之人，致劳下诏检括？更何能有自折手足之事，致烦下诏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