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