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持有者“黔首”对土地有无所有权，秦始皇诏令中并不明确。众所周知，自战国时期井田制崩溃，即土地王（公）有制崩溃，土地私有化趋势不可阻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商鞅所改革的社会制度，全面推行于全国，其中包括废井田和土地私有化的内容。西汉时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17］（卷61，第733 页）打破了周代土地不得卖买的限制。准许土地自由买卖，等于承认土地持有者对其土地有了私有权。秦汉如此，秦汉以后历代均是如此。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企图复辟土地王（公）有制，却迅速以失败而告终，表明土地私有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注：从北魏到唐中叶，实行过“均田制”，土地国有，计口授田，有授有还，但实行得不彻底，因土地私有制冲击而告终。）。秦汉王朝必须集中全国财力物力才能蓄养庞大军队和官僚机构，同时又必须通过伸入到全国各地的官僚体系才能集中财力物力，二者相辅相成。如果说，周代土地王有的井田制与分权的封建制相待而行，则自秦汉及以后历朝，可说是土地私有制度与集权的郡县制度也是相待而行；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共同形成不同于周代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 　　由周代土地公有的井田制，到秦汉土地私有制下开阡陌，是社会经济制度一大进步，农民和土地都得到解放。宋儒朱熹说，“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16］（卷1，第31页）。 社会经济主要部门的农业得到空前发展，土地私有并能自由买卖，加上强权兼并，必然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社会问题，其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产生资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私有制社会就在这贫富不均的对立中发展进步。 　　土地所有者的两极分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土地多者为地主，其中大者“地大业广，阡陌连接”，汉代称为“豪民”。他们自己不劳动，而是“募召浮客分耕其中”［16］（卷1，第34页）。 “浮客”即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15］（卷24上，第1137页），即向地主交纳50％的田租，这类农民是为佃农。佃农对地主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北宋苏洵对秦汉及其以后农村土地经营情况做了如下描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而田主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家），而耕者十人（家），是以田主日累其半（50％）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每家只得5 ％）以至于穷饿而无告。”［16］（卷1，第34页）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两个阶级处于对立地位。还有大多数土地所有者，能自耕自给，勿须雇人亦勿须受雇于人，可称之为自耕农，他们的人口与土地均居社会主要地位，是专制王朝政府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地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并存，形成专制主义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形态，而是以自耕农经济为主。地主、佃农、自耕农构成了从秦汉到明清的社会基本阶级。后两者是劳动农民，其与周代的劳动农民（隶农）迥然不同，有居迁和择业的自由，佃农与地主的关系也不同于井田制下隶农与领主的关系。以上这些不能不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不能不是新社会制度下的新型阶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