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注意，马克思在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形态时，是与西欧的社会历史诸方面情形进行对比，作为一种不同的历史现象来阐述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多次谈论亚细亚或东方社会形态的重大意义，与其说是给后世学者提出了一个需潜心探索的课题，勿宁说是在强调研究亚洲社会历史时，必须充分考虑亚洲社会历史的区位和民族特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进行切合实际的具体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不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发展研究而得出的理论，经过斯大林和前苏联学者们加工之后，丝毫不变地套用于世界各地，套用于中国。这就是本文提出对秦汉社会性质再思考的出发点。　　二、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西周封建说与战国封建说，都肯定秦汉是封建社会，称之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何谓封建社会，是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识别秦汉社会的性质。 　　一种社会形态，必有规定其性质的本质特征，封建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考察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和秦汉前的周代，尽管两者在时间和地理位置方面均相距很远，但却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大同而小异，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政治上的分权制，经济上的土地王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农奴制。应该说，凡不具备这三大特征者，概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为封建社会，勿须论证，早已是中外史学家们均无异议的结论。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灭掉罗马帝国之后， 其国王对所属贵族分土封爵，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统治者均世代相传。同样，周朝在公元前11世纪取代商朝建立新的国家，周天子对同（姬）姓王族子弟和异姓功臣，分土封侯，即西周青铜器“大盂鼎”铭文所谓的“先王受（授）民受（授）疆土”，让他们建立各自独立的大小国家，其统治者亦世代相传。两相比较，西周封建论把西周社会确定为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是有充分理由的。把西方中世纪日耳曼人分封贵族制度的西文词汇，译成汉语为“封建制度”也是非常贴切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方受封的诸王侯，均在其封域内享有独立的政治、司法、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一般不受国王（天子）的干预。国王的权力被局限于其直属领地（周代称为“王畿”）之内。所谓封建制度，表面上是裂土封爵，实质上是国王把其统治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权力，分割给各个受封的诸侯，是分权制度。这点《国语•周语上》说得明明白白：“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6］（第37 页）“临民”即统治人民（东汉•贾逵《国语》注：“临，治也。”）名义上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和国家代表的国王，对诸侯只不过是权力极有限的“天下宗主”而已。由此可见，最高统治者权力分割，是封建社会的首要特征。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说：“据三代以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王）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7］（卷末，叙论，第949页）德国学者贝洛夫也说，封建国家，“其主要特征是最高权力的分散和地方权力的独立”［8］（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