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西周封建说与战国封建说，都肯定秦汉是封建社会，称之为地主经济型的封建社会。何谓封建社会，是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才能识别秦汉社会的性质。 　　一种社会形态，必有规定其性质的本质特征，封建社会当然也不例外。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考察中世纪时期的西欧和秦汉前的周代，尽管两者在时间和地理位置方面均相距很远，但却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大同而小异，从中不难看出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政治上的分权制，经济上的土地王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农奴制。应该说，凡不具备这三大特征者，概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为封建社会，勿须论证，早已是中外史学家们均无异议的结论。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灭掉罗马帝国之后， 其国王对所属贵族分土封爵，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统治者均世代相传。同样，周朝在公元前11世纪取代商朝建立新的国家，周天子对同（姬）姓王族子弟和异姓功臣，分土封侯，即西周青铜器“大盂鼎”铭文所谓的“先王受（授）民受（授）疆土”，让他们建立各自独立的大小国家，其统治者亦世代相传。两相比较，西周封建论把西周社会确定为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封建社会，是有充分理由的。把西方中世纪日耳曼人分封贵族制度的西文词汇，译成汉语为“封建制度”也是非常贴切的。 　　更为重要的是，东西方受封的诸王侯，均在其封域内享有独立的政治、司法、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一般不受国王（天子）的干预。国王的权力被局限于其直属领地（周代称为“王畿”）之内。所谓封建制度，表面上是裂土封爵，实质上是国王把其统治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权力，分割给各个受封的诸侯，是分权制度。这点《国语•周语上》说得明明白白：“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6］（第37 页）“临民”即统治人民（东汉•贾逵《国语》注：“临，治也。”）名义上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和国家代表的国王，对诸侯只不过是权力极有限的“天下宗主”而已。由此可见，最高统治者权力分割，是封建社会的首要特征。正如清初王夫之所说：“据三代以言之，其时万国各有其君，而天子特为之长，王畿之外，刑赏不听（王）命，赋税不上供，天下虽合而固未合也。”［7］（卷末，叙论，第949页）德国学者贝洛夫也说，封建国家，“其主要特征是最高权力的分散和地方权力的独立”［8］（第62页）。 封建制国家国王实行分封制，是以授民授疆土来换取贵族们维护其“天下宗主”的地位。就中国周朝而言，受封诸侯主要是王族子弟，国王认为血缘关系最为可靠，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9 ］（僖公中，第345页）。西周分封的71个诸侯中， 姬姓王族“居五十三人”［10］（第60页），其次才是为建立新王朝有功的勋臣。无论西欧还是中国，受封诸侯还可将其土地、人民进行再分封，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国家组织形式。东西方的封君与封臣之间，存在着契约关系，作为维护国王居全国领袖地位的纽带和维护诸侯独立自主的保障，按照契约，双方互有义务。在西欧，封君对封臣有保护之责，保障封臣在其封地内的稳固地位。当封臣受到不正当攻击和侵犯时，封君应予以救助。封臣对封君的种种义务中，主要是军事义务，自备武器、马匹和给养，为封君守卫城堡、巡防领地、出征作战等，因为封君无力蓄养庞大军队。中国周代君臣间的封建义务与西欧相仿。周天子不得任意收回或改变诸侯受领的封地，“古之诸侯，虽至小弱……非大无道，弗能灭也”［7］（卷29，第899页），且有责任维护诸侯在其封国的统治地位和权利， 有责任调解诸侯间的纠纷，必要时对侵犯别国的诸侯加以法律的惩处。《史记•周本纪》说：周穆王时，“诸侯有不睦者，甫侯（穆王之相）言于王，作修刑辟”，经审理属实，对侵犯者当“正于五刑”，或“正于五罚”（处以罚金）［11］（卷4，第138页）。诸侯对天子的义务包括：在其封国内实行周朝的法度，所谓“疆以周索”［8］（定公上，第1620页，西晋杜预注：索，法也），必要时须派遣军队去保卫天子的安全和权威、定期到王朝述职、进献贡赋、提供劳役、参加天子主持的祭祀等等。诸侯如果不履行其义务，要受到天子的谴责、惩罚乃至征讨（注：《孟子•告子》云：诸侯对周天子“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杨伯峻《孟子释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7页。移通陊，毁灭也。））。双方的这些封建义务， 在初期执行得还比较严格，随着王室力量日弱，诸侯势力日强，封臣不再认真履行。中国在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大诸侯势力不断膨胀，拒不向天子履行其义务，甚至把天子不放在眼里，只是在侵犯其他诸侯或争霸时，才打起周天子的旗号，以达到“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的目的［12］（卷3，第23页）。 周天子不仅无能控驭大诸侯之为所欲为，而且连自身安危存亡也处于诸侯强大势力威胁之下。双方义务终结，意味着原及于全国的宗法脐带被剪断。于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分崩离析，诸侯彼此征战不休，成为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东方如此，西方亦是如此。这种局面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封建制度自身，是分权制度的必然结果。唐代柳宗元《封建论》说得对：“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13］（卷3，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