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取代旧的封建制社会形态，是特定的中国历史发展之需要，有其积极意义。中国因周代封建分权制而造成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个世纪的分裂， 诸侯之间不停地互相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4］（第175页）。人们饱受战乱之苦，呼唤统一与和平（注：战国时，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安）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意为天下统一就没有战争，这是表达广大人民的愿望。（见杨伯唆《孟子译注》第12页）），统一全中国的秦王朝就是顺应历史要求而诞生的。自秦汉至明清，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内，有3／4的年代保持了国家统一、国内和平与安定，尤以汉唐明清为最，从政治上为本国人民营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这对于领土大于整个西欧的泱泱中国来说，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有专制主义社会制度。专制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在亚细亚各民族起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河渠、交通工具等等”，都是由专制的中央政府的力量来完成的［18］（第7页）。所谓“亚细亚各民族”，当然包括中华民族。秦朝修建通向全国的驰道（注：《汉书•贾山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即便于交通运输，有利于发展经济，又便于军队迅速运动，有利于统治全国。），隋朝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明朝建造能越过印度洋航行至非洲东海岸的大海船（注：明代成祖时期，郑和下西洋，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船队二百余只，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9桅；最小者长18丈，宽6丈8尺，5桅。见《明史•郑和传》、（明）马欢《瀛涯胜览》、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书。），都是代表性的例证，为农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当受到战争和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之后，中国专制主义政府能以其巨大的财力物力，进行赈济，生产得以迅速恢复，这是西周王朝或欧洲中世纪封建政府所办不到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当代通晓世界经济史的西方学者认为，“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5］（〈中文版前言〉第20页）。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专制主义政府，向国家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的投入”，“还提供军事支持来促进‘民族’经济利益。因此，所谓的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5］（第282页）。还有，从秦汉到明清，由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资本可以自由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劳动者农民能自由离开土地，另择职业，不受限制，流入城市和工矿区域（注：明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见大量农民离开家园，“不复再怀乡土”。据调查，农民逃亡去路有五，其中三条均属“逐末”之类，挈家携口，移居大小城市，在那里或“开张铺店”，或“领牌上工”，或“凭奇技工巧，屠沽贩卖，莫不能之”，政府不加限禁（见《明经世文编》卷22，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其他南北省份亦有类似情景。），这些无疑为将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做了历史条件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