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为，汉初虽尚黄老无为，但继而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在汉初，文学（即习儒家典籍之士）与商贾、游侠，都是政府予以打击的。[58]所以“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后来这些事被汉武帝平定淮南、衡山时作为一个罪证，在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8年）四月所下的诏书里说：“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59]这里的“修文学”即修经术。这里所说“聚于江、淮之间”的仍是“山东儒、墨”，大部分即是齐、鲁之士，他们在朝廷不被用，即效力于当时容纳他们的王国。 　　持东方之学的齐、鲁儒士对秦制的斥责以及对汉制隐晦的批评，在西汉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努力在武帝时已部分取得成就，但东方儒学的真正复兴（这是一种经过变通的儒学），齐、鲁儒学在全国占绝对的优势，却是在西汉晚期昭帝至成帝期间。这在昭帝始元六年（BC81）举行的“盐铁论”中已有明显的透露，这次会议召集了当时各地六十多名“怀《六艺》之术”的贤良、文学，借论盐、铁来“舒《六艺》之风”，其倾向性是较明显的。在会议上，很多内容是围绕着批评秦政而展开，儒学之士主张儒学礼治的重要，而以桑弘羊为主的御史、大夫则崇尚商鞅之法、看重法治的作用。[60]这次争论，我认为仍是儒学之士对隐含在汉制之中的秦制的对抗。从“盐铁论”会议的召开，以及《盐铁论》一书中所载的大夫与文学辨论的过程，和该书的行文和标题看，这次辩论的结果，似乎是代表儒学的文学一派占了上风，书中常在文学一派辩论之后有意记载“御史默不对”、“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御史默不答也”、“丞相史默然不对”[61]等等，当然这和执笔此书的作者桓宽是儒学之士有关。 　　由于儒生革除秦制、排斥秦文化并发扬齐、鲁文化的不断努力，在汉代终于出现了几次更化秦制的举措，如汉武帝的“太初改制”，汉成帝时罢废雍五畤，建立南北郊，这些“更化”，使得承秦制而来的汉制，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成为一种周制、齐、鲁制与秦制的混合。[62] 　　综上所述，可见，“虎狼之秦”的称呼，是起于战国晚期东方六国对秦国军事和文化上的对抗。尤其是六国对秦国文化上的抵制和对抗，随着秦统一天下对六国故地实行文化征服而继续存在，并因为汉承秦制而一直延续到西汉，直到东方儒学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秦的军事威胁消失之后，“虎狼之秦”的观念还一直延续到汉代。 注 释： [1]见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508。本文以下所引《战国策》文均出自该书，不再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