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史记·儒林列传》，页3116-3117，类似的记载又见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序、《盐铁论·褒贤第十九》。 [50]《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66-1367。 [51]《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71。 [52]《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58。 [53]见《史记·封禅书第六》，页1371。“文学”，即“文学之士”，指当时的儒学之士，即儒家，《史记》中多“文学儒者”连言（如《史记·汲黯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封禅书》等）；《汉书》中则多言“文学经术”（如《汉书·宣帝纪》、《张安世传》、《匡衡传》），所以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下解释“为文学”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 [54]参《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58。 [55]《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280、283。 [56]分别见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第四》，中华书局1986年，页62；《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页2699。 [57]如高祖入关，虽简省律令约为三章，但“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彭越、韩信即受五刑，新垣平亦被诛三族。“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惠帝、高后时，刑罚才较松，到文帝更几次减轻刑罚（见《汉书·刑法志》页1097-1100）。而刘邦轻视儒士最出格的举动则莫过于史书记载他往儒冠上撒尿一事了，所以《汉书·高帝纪》公开承认刘邦“不修文学”（《汉书·高帝纪》）。近年来还有学者指出：刘邦入据秦地，在与项羽的对抗中亦是以秦地为基础，为巩固自己的基础取得秦人的支持，刘邦在秦地所实行的制度，“恐怕不会是‘悉除去秦法’，而应当是沿袭秦制以适应秦俗，取悦于秦人。消灭项羽以后，刘邦定都关中，建立汉朝，所实行的制度乃是与项羽对峙时期关中制度的延续和扩大。”（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97。） [58]参钱穆《国史大纲》，页142。 [59]《汉书·武帝纪》。 [60]可参《盐铁论·刑德第五十五》、《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等篇。 [61]王利器《盐铁论校注·论儒第十一》，中华书局，1992年7月第1版，页151、172、193、319。 [62]详参王葆玹先生《今古文经学新论》所作详细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92。    在思想学术上，钱穆把先秦学术分为“古官书之学”（主要是以“六艺之学”为代表的儒学）和“百家之学”（诸子百家之学），前者盛行于东方齐、鲁诸国，后者遍及中原三晋。[30]战国以后的秦，其统治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禁绝人们议政，在意识形态上以法家思想为一统，而法家提倡“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儒家被视为五蠹之一，儒、墨都不容于秦。[31]进入战国以后的秦，在其统治中逐渐形成了反儒的倾向，当时荀子就已指出秦国“无儒”[32]的现象，东方儒家所重视的仁义、礼乐是秦统治者所看轻的。与东方六国相比，秦在思想学术上达到的水平是不高的，学术的讨论缺少自由的空间，更不用说达到东方代表性国家如齐国稷下之学那样的学术繁荣。秦国任用六国的士人，也是以中原功利之士为多，东方齐、鲁学人，很少有入秦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