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说，光武建武八年（公元32年）以前，王朝向郡国调兵只用诏书或玺书，不用虎符；杜诗上疏请求恢复虎符发兵制度，史书说“从之”，但虎符制度是否真能恢复，殊可置疑。显示郡太守拥虎符而出镇的材料是很多的，据《资治通鉴》卷51顺帝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六月，太史令张衡对策，有“且郡国守相，剖符宁境”之语，《太平御览》卷598引《东观汉纪》：“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后汉书》卷58《傅燮列传》：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二月，狄道人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天下已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帅乎？”燮按剑叱衍说：“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要找到证明太守带虎符的材料是不难的，但要找到王朝以虎符发郡国兵的材料却极其困难。《后汉书》卷45《袁安列传》：“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执金吾窦景擅使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雁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发边兵，警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通鉴》卷47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九月条，胡三省注：“符信，谓虎符以为信也。”这似乎说明东汉向郡国调兵仍是需要虎符以为信物。但既然二千石敢于不待虎符而只凭窦景的檄书即发兵，说明虎符发兵之制已远不如西汉那么严格。我们知道，西汉发兵不仅要虎符，还须诏书，那时是不会出现东汉这种情况的。 　　郡太守如遇猝然的变乱或入侵，需要动用兵力时，是怎样发兵的呢？史书很少记载。 　　《后汉书》卷77《李章列传》：为琅邪太守，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反，囚太守处兴，章听到消息，即发兵千人驰往击贼，其掾史劝阻说“二千石行不得越界，兵不得擅发”。但章不听，进兵，破贼，然后将情况上报中央，结果，不但没受惩罚，中央还下诏“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前面还引到《廉范传》有“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之语。据此推测，随着地方动乱的日益频繁，西汉那样严格的待王朝授权之后而动兵的制度是无法实行了，大多数情况下将如李章那样，随宜而动。而且，郡之间互移羽檄的现象会不断增多，也使严格的发兵制度成为具文。 　　行文至此，似可结束我们对于汉代发兵制度的论述了，但有一问题仍须加以讨论。宋人钱文子和陈元粹对西汉调发郡国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论述，钱文子说：“其兴发，量地远近。”陈元粹说：“近地调发，无远征之劳。”31今人黄今言赞同此论，并举了调发关中、西北诸郡兵讨伐匈奴，调发江、淮以南兵讨伐南越，调发巴蜀、三河以西兵对西南夷及西羌作战的例子来加以证明32。按：以上三人所论有一定道理，汉代发兵也许有时遵循“近地调发”的原则，黄今言所举的例子是可以为证的。但是，我们应当指出，这一原则并无明文规定，可能是由于军情紧迫，必须随地调兵以应付不测事件的客观需要以及节约费用等主观考虑而实际地形成的不成文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并未严格执行，西汉调兵远征的事例还是屡见不鲜，举几个很显著的例子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