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戾）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虎符是一地一符，甲地的符不能用来调乙地的兵，反之亦然，而节却并无地区限制，如，戾太子持一根节，先发了长乐宫卫士，接着又发长水与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只是因为侍郎莽通告胡人说“节有诈”才最终未果。又如，更始二年（公元24年），萧王刘秀准备讨铜马、大彤等地贼，以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幽州）十郡突骑。”26可见，一节能发动十郡甚至更多郡的军队。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后期边境和地方动荡加剧之后，节会不断流行开来，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兵戈扰攘的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大都带将军号，持节出镇。 　　我们前面论证过，玺书或诏书是与虎符同时使用的。但，玺书或诏书也可独立作为发兵的信物，《后汉书》卷31《杜诗传》：“初，禁纲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惧。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敛，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此书上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之后，可见，在东汉初期曾一度仅以玺书或诏书而不用虎符向郡国征兵。西汉偶尔也用诏书发兵，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以击康居27。“矫制”可能是伪造皇帝制书以发兵。我认为，王朝对中央兵的调遣可能主要以诏书或玺书为凭证，武帝时丞相刘屈氂发京师军队讨戾太子之前，先由武帝授予玺书，见《汉书》卷66《刘屈氂传》。当然，这是推测，尚无确证，因为史书对于中央军的调发方式极少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