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上还有很多矫檄的记录。由于檄容易被伪造，王朝也就不可能强行规定见檄必发兵。  　　羽檄应是一种表示紧急情况的信物，统领军队的长官可以不经中央批准即调动军队，参与所需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 　　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16又《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 　　《隋书》所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是与汉制相仿佛。按，汉代玺书，又名制书，又称制诏，王国维《屯成丛残考释》简一、二，释汉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引蔡邕《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王：“故汉人亦谓之‘玺书’。”17又《汉书》卷63《武五子传》，卷69《赵充国传》，书皇帝的玺书为“制诏”18。可见，以玺书发兵应该就是《汉旧仪》所说的“皇帝信玺”发兵，而以诏书发兵很可能即是玺书发兵的另一说法。所以《后汉书·杜诗列传》说：“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学者们都没有论及玺书或诏书为发兵信物这一点。　　二　汉代发兵信物的使用方式及管理 　　《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19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顺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 　　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七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 　　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68《霍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68《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22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文献通考》卷115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法律，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20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274：“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21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22《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这一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已言之，可参看。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23；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24；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25。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