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檄在汉高祖刘邦时也独立地作为向郡国征兵的信物，我们在第一部分曾引用过《汉书·高帝纪下》的材料，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在收到羽檄情况下，是可以不经中央授权就发兵的。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没有虎符和诏书情况下发兵造反的目的，曾令人持羽檄从南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后汉书》卷31《廉范列传》：明帝永平年中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旁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可见，檄是一种请求附近地区加以援助的文书，收到这种文书的地方，可以不待中央指示就发兵援助，但，我们已说，羽檄不具有发兵的强制效力，发不发兵当然由当地自行决定。　　三　汉代发兵制度的实施情况 　　西汉实行郡、国统兵制度，中央有南北军，地方有轻车、材官、楼船、骑士。但有学者指出，中央的南北军也是从地方郡、国选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0《兵考二》引山斋易氏《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于三辅。”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又引章氏曰：“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这些意见，马端临是赞同的。西汉成年男丁的正规兵役一般是一年在地方当材官、楼船或骑士，另一年到京师去充任卫士，所以，西汉一朝，从地方郡、国调发军队的制度是很受重视的。西汉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统兵权属于地方，但调兵权始终握在人主手里，而且，西汉大部分时期是以虎符调兵，汉景帝时，弓高侯劾胶西王的主要罪状就是“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胶西王被迫自杀。淮南王刘安要用国兵造反，也必须取得相、内史、中尉的一致同意才能发兵，这些，前面已说，此不赘述。汉武帝时较多地以节发兵，但，以节发兵其实是君主派遣使节向郡国调兵，并执行君主指定的任务，并不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而且，郡国要动用军队自卫或维持治安时，事先须向中央请示，《资治通鉴》卷17：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可见，连边区民族也没有擅自动用兵力的权利。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十一月：“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28说明西域地区遇到紧急情况，未经中央批准，也不敢擅自发兵。就是到了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上》：“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西汉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