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会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截取几个视角来看一下。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国语》所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实际上，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早至夏商已经进行人口统计。宋先生在第二章对夏商人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估测，使得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难题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学而严谨，他先是通过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对夏商时期得人口统计之举进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对于夏商人口总数的估测，他的立足点是《尉缭子》“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他列表对７８座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庞杂而又凌乱的考古遗址“焕发出生机”，这种对考古材料深入“发掘”的方法也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宋先生又对商代的八座方国邑进行人口估测，并结合甲骨文所记６８个方国，得出晚商方国人口数约为１８０万左右。夏商人口数量最后的结论是“夏初约为２４０万～２７０万人，商初约为４００～４５０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７８０万人左右”。而后，通过人口学复利公式，算出当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２０‰。相比而言，中国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均递增也仅为１‰，与夏商几乎相同，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本书还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晚商射礼铜鼋，宋先生结合花园庄东地甲骨对晚商射礼进行详尽考述。习射礼起源不详，一般认为盛行于西周中期，先生通过对花东卜辞研究认为：“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能力的习射礼，已可上溯至商代。”商代存在常规射、慢射和快射三种不同的礼仪，或三种不同弓的习射竞技。铜鼋所记商王在洹水竞射，与文献所记习射礼于泽，两相印证。宋先生的剖析，使晦暗不明的商代射礼仪程真相大白。

本书对甲骨学的研究亦有重要贡献。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甲骨学的一个重大难题。宋先生将其归纳为“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曰习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筮并用，参照联系”。他对习卜的根源进行阐释，认为：“习卜之制，其要核表现在不同时间因袭前事，无非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更适应事情的可变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应变复杂事态而力图在占卜场合发挥其主观能动因素的努力所致。”同时，商代一般场合一次卜用三骨。“‘三卜制’的确立，是与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应的。”先生对于占卜制度的阐释使我们对于卜辞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