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距今已有四千多年。商代始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夏商统治时间累计，长达千年。这一时间约相当于中华文明史的五分之一，是宋元明清四朝历史长度的总和。毋庸置疑，夏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乏，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夏商的了解非常有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已经慨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之时距商不过几百年之遥，已有如此困境，更何论秦汉魏晋之人呢？直到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古人夏商知识主要来源仍然是《尚书》《诗经》《史记》等有限的典籍。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夏商的存在还是坚信不移的。上个世纪初，以钱玄同、顾颉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由考辨伪书而怀疑古史。顾颉刚先是对大禹质疑，进而推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响应者云集，人们传统的古史观念被动摇。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在《古史辨》陆续出版前后，以整理出土文献为重点的罗王之学兴起。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首先被王懿荣鉴定。继而，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等学者相继投入到甲骨文的收集、著录和研究中。王国维则在１９１７年以甲骨文和《史记》对照研究，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著名论文，对商王世系进行考订，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也于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７先后年进行了十五次。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和二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极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使得后人得以有条件超越前人，重建古史。

新中国建立之后，古文字整理和考古发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与之相映，尽管出现了一些夏商史方面的著作和论文，但均不太理想，全面、系统、深入的夏商史研究著作却姗姗来迟。这里既有材料收集方面的困难，也有学术训练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甲骨文合集》和《殷周金文集成》等大型工具书先后出版，夏代和商代考古也有一系列重大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宋镇豪先生的《夏商社会生活史》应运而生。该书１９９４年出版后，立即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１９９５年再版，不久即已告罄。值得庆幸的是，该书的增订版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新版补充了夏商考古和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新成果，并扩充调整了原书的章节，对所有章节几乎都进行了增订改写，使得图文并茂。诚如宋先生所言：“这部增订本也可以说是与初版本不同的一部新作。”这部百万字的巨著包罗万象，对夏商社会的十个方面进行了专深的研究，反映了当前夏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