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方人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是继中国上许多次外族入侵之后的又一次外来势力的入侵。这种势力精神上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物质上来自于苏联。他们想象这种外来势力不仅征服了王龙夫妇与蒋介石夫妇代表的那个传统中国，还将有可能征服世界，建立一个20世纪的蒙元帝国。毛泽东的政论与诗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似乎都暗示着红色中国的扩张前景。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紧闭国门，对西方世界采取敌视与对抗的态度，就更令人紧张。中国对内施行的独裁将人民变成极权势力的工具，疯狂的化运动又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危机，中国对外扩张，威胁西方势力，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斯伯里在他的《中国轨迹》一书中说：“中国……只要我一想到北京政府的言论与行为，我就禁不住地感到后背梁透过一阵寒气。这是一种种族遗传的恐惧。现在再谈什么‘黄祸’，似乎已经不时髦了。的确如此，‘黄祸’就像是某种遥远幼稚的时代的回声，老罗斯福，大白舰队与义和团暴动时代的回声。然而，为什么中国今天还在号召黄种人、褐色人种与黑人联合起来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难道这只是一种宣传吗？我不这样认为。恐怖正笼罩全世界，它从亚洲——东亚聚集起乌云。……”萨里斯伯里1966年从香港进入中国采访，他说他想了解这种中国恐怖，不管是黄祸还是红祸，究竟是什么意义，有多大威胁。他的结论似乎是，中国恐怖的真正意义是共产党终将人民变成驯服的、没有思想与个性的暴力工具，而人民的数量又不断增长。而人口的压力终将“点燃中国侵略的火焰，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对周边国家实行沙文主义，收复故土式的侵略主义与冒险主义……”22 　　在西方人离奇的想象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征服毁灭了中国，也将征服毁灭世界。用费正清的话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怪兽”(totalitarian monster)。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关于中国的邪恶形象，有诸多特征，诸如内部大屠杀，洗脑或思想改造与精神迫害，危机，饥饿与死亡，中国是一个由没有灵魂没有个性的机器般的暴政工具组成的大监狱，是一个由野蛮、狂暴、好战、残忍的士兵组成的大兵营……这些特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本书可以概括出来，但这些特征又与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如果此时进行民意调查，尤其是在美国，不同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上述一些与中国形象相关的特征或印象，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想到的并不全面，但汇集起来大家的印象，似乎又没有什么人可能对其中某几点有异议。 　　一个邪恶危险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得到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大众中，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正如亨斯曼（C.R. Hensman）在《中国：黄色威胁或红色希望》一书中有关西方对红色中国的“黄祸”恐慌的分析：“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封闭的指责，远不如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的指责来得认真。据西方报道，中国对与东南亚的美国人，对俄罗斯、对印度、对他的那些邻国，对锡兰、印尼，对澳洲、非洲，对古巴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对西欧与北美，都是充满敌意的。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将会是安全的。 　　仔细分析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和其他相关专业权威人士有关中国外向性发展的野心、侵略与扩张的论述，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在具体细节上意见并不统一。有一小部分观察家认为，黄祸之说纯属捕风捉影，他们希望排除对中国扩张主义与侵略的指责。但他们的意见很少得到传播。除他们之外，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是相对统一的，而且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普遍模式。他们都认为中国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形式与特征也很明显。 　　首先，人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意欲在相当长的时期上建立一种‘超级霸权’(super-power)，用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先生的话说，就是‘全球霸权’。有证据表明，中国认为除了战争之外，意识形态宣传、外交等手段，都可以颠覆世界的财富与权利中心——西方。中国代表的‘’将包围西方代表的‘世界城市’。他们的具体步骤是宣传、派遣代理人、输送武器，挑起亚、非、拉丁美洲那些知足幸福的人民暴动。中国人还在利用反帝、反殖的理论，乘机占领邻国的土地。中国人口正在飞速增长，这些人要吃穿，要舒适的生活，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远远跟不上这种需求，因此，经济方面对资源的需求也会使中国领导人有超级大国的野心。”23 　　亨斯曼概括了西方的“红祸”恐慌的基本意义。他认为尽管相关说法总有细节上的出入，但基本意义是相同的。传统的黄祸与现代的共产主义革命，构成西方恐慌的“红祸”的主要内容。对冷战的西方人来说，世界被分为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独裁、社会主义的专制世界。前者被认为是正义的，受到威胁的，后者被认为是邪恶的、侵略性的。在二个世界之间的冷战中，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取代了苏联，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眼里，成为最邪恶的代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进行的几场主要战争，都是直接或间接敌对中国的。中国代表的“红祸”，是西方，尤其是美国20世纪中叶最大的恶梦。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狭义的“黄祸”或“红祸”，仅指军事上的威胁，而广义的“黄祸”或“红祸”，还应包括道德与文化意义上的威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黄祸”说，就包括中国对西方的道德破坏。中国代表着某种东方式邪恶。抽鸦片、裹小脚、虐待女性、欺诈以及种种堕落的享乐活动，都会毒害西方社会。傅满洲系列小说将这种意义表述得非常明确。所谓“真正的中国威胁是道德上的中国威胁”，是西方一种普遍的关于“黄祸”的看法。随着20世纪中叶“黄祸”变成“红祸”，道德文化威胁的内涵也有所变化。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独裁暴政对人性的摧残，动摇了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整个道德文化体系。所以，中国政府施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暴政，也同样施于普遍人道身上。从这一角度上看，中国内政的极权暴行，从政治屠杀到思想专制、从对个人自由的摧残到对家庭生活的破坏，从剥夺私有财产到集体饥荒，都可以作为威胁人道的邪恶纳入“红祸”范畴。罗伯特·艾利根(Robert S. Elegant)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提出的最终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黄祸终于出现了，尽管并不像霍莫尔·李和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最初预测的那种形式。中国的苦难引起了人道主义问题，挑战着普遍的人性……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在痛苦与死亡中挣扎，又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发育不良，疾病缠身。即使这种灾难完全是由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的，其他富裕的国家难道就可以坐视不管，任那里的人忍受饥饿？……这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逃避，中国的灾难也会导致世界的灾难。所谓人道主义的困境，掩盖的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否在道义上可以容忍这种罪恶与苦难存在。事实上黄祸的确存在，中国不仅从自身的灾难威胁着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在自身的灾难迫使下，还可能铤而走险地侵略征服这个世界。”24 　　具有多重含义的“红祸”恐慌，流行于整个50－60年代的北美与西欧，已变成一种大众神话，没有人认真地追问或分析它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更少有人意识到或提出怀疑。各类传媒，从民间到官方，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重复这同一个可怕的传说。20年前费正清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称为“我们的中国传说”。或许从来都是传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可爱的还是可怕的。因为不久西方关于同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这种面目全非的转化，使我们怀疑的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产生这种形象的方式与特征，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的本质，怀疑西方文明认识异邦的客观能力本身甚至有关客观认识的假设是否得当。或许所谓客观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或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