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形象突然转向反面。似乎那些朴实勤奋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是变成暴徒就是变成囚徒，而幸福宁静的乡土田园，则一夜之间成为充满血腥动荡的地狱。　　中国形象从田园牧歌一变成为恐怖小说，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故事组成。这些“恐怖故事”，诸如暴力征服与独裁、崩溃、饥荒死亡，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红色中国在他们的想象中，是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六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蓝蚂蚁突然之间将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怪兽……　　西方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红色中国孕育着某种危险可怕的力量，它随时都有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面对这场灾难，就像上曾经面对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兰扩张与黑死病一样，西方很可能丧失任何防御的能力。西方人有关红色中国的自虐性想象，是传统的“黄祸”恐慌变成的“红祸”恐慌。“红祸”隐藏在那片层层叠叠的大墙包围起来的神秘危险的国度内，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毁灭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世界。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斯塔奇的这句话，表达出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深深的担忧与恐惧。

一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费正清（J. K. 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出版了。这部书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不断修订、再版，作者和这部书成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与最流行的汉学著作。在1948年版的《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指出，美国对华的观念与政策，“最大的错误或者是一厢情愿、主观主义、感情用事，或者干脆就是一无所知”。他了美国对中国的四种看法，或者说是美国的中国观的四种类型，称之为“我们的中国传说”：　　“我们的中国传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般可以分为下述四种——离奇的、理想化的、幻灭的或社会学的。　　对中国离奇的看法，强调的是带有异国情调的所谓文化的怪异特征——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鸦片烟等等诸如此类的前现代中国的种种怪现象。那些喜欢海外奇谈的读者津津乐道‘中国人吃老鼠’之类的怪事。这种离奇的看法收集各种‘中国怪事’(Chinesey, 一个特指西方对中国事物的看法的形容词)，诸如‘中国人的食物’，月洞门、卖给游客的工艺精巧的小古董。离奇看法强调的是殊异性，‘中国的一切都是颠倒相反的。’男人穿长裙女人穿长裤，读书从上到下而不是从右往左，吃饭最后才上汤，葬礼穿白婚礼穿红，姓名先写姓再写名，罗盘指南不指北，左边是尊位，诸如此类等等。这种殊异性往往也以严肃的形式出现，诸如对中国人名字的直译，如诺拉·瓦恩著作《逃亡之家》中的仆人名叫“秃头阿三”，听起来也很怪异，还有一些口头禅，如‘孔夫子说’，‘这些中国佬，真他妈的聪明’等，也属于这一类。　　理想化的看法还多少有些根据。它包括我们对玄妙的东方智慧的敬意，这种东方智慧不时地表现在傅满洲博士、陈查理甚至林语堂博士描绘的‘老滑’的中国绅士身上。在现实中，我们理想化中国的嗜好，可以表现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从1943年访美的蒋夫人到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游击队，美国公众理想化中国的倾向，曾赋予这些人难以置信的美德。美国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并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这种动机中无疑含有某种历史的负疚感，但明显还有美国大众心理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共同造成那一阶段美国的中国热情，诸如对不幸者的同情，传教热情，《消失的地平线》的遁世主义等等，不一一枚举。　　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我们的理想，让我们不断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幻灭感。这种情况就像是被一群可怜兮兮但又贪得无厌的乞丐包围着一样，经常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对中国根本不感兴趣的美国人，他们对援助中国的心态就更是如此。以前这种看法的代表是那些在条约口岸做生意的商人们，他们带着一种所谓的‘上海头脑’，看不起中国人，他们的观点集中表现在罗德尼·吉尔伯特（R.Gilbert）的《中国错在哪里？》，现在这种看法在美国军界非常流行，他们仇恨中国的肮乱与贫困（‘难道他们就不能把这地方打扫打扫吗？’），而不断传来的各种丑闻，战时的枯燥生活与怨怒之情，都在加剧这种恼怒造成的幻灭感。　　对中国的研究，在美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出版各种有关‘中国的历史、贸易、外交、、机构、等’的著作，其中的经典之作是初版于1848年的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社会学的研究观点，以及那些第一人称切身经验的叙述，加上两国之间接触的增多，都是我们今天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然而，我们对中国的观点与态度，从来也没有跟得上我们在中国的政策现实……”1　　费正清此处的四种类型，未必就非常准确，一是分类的尺度似乎不够一致，二是四种类型之间的界限，也不够明确，尤其是第一、二类之间有许多关联互渗的内容。但不管怎样，他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到1948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误解多于了解、虚构多于真实。即使是一些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各种幻象。　　《美国与中国》出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将席卷中国，美国正束手无策地等待着中国的结局，将所有的怨怒都撒在他们推崇的“亚洲男人”蒋介石身上，美国军政上下都在诅咒这个“愚蠢无能的贪污犯”。这种恼怒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自身对华政策的失败与对华知识的错误的懊悔的表现，因为直到不久前美国人仍坚信蒋介石是战后中国的强有力的统治者，美国的援助将使他彻底击溃共产党的农民游击队。费正清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总结道：“给4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写一段悼文应该这样开始，即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彻底无知。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与国民党人的正式官方来往，以及为他们自身逻辑而进行的战事之中。他们感觉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但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更是一片空白。”2　　此时西方只有美国对中国尤其关心，而且牵扯到切身利益，欧洲国家正在进行战后的重建，无暇顾及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们又想起拿破仑皇帝100多年在圣海伦娜岛上对阿士美德勋爵说的那句话；睡狮一旦惊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1949年，英国记者，“老中国通”杰克·贝尔登，出版了他“震撼世界”的书——《中国震撼世界》。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边区采访，他想用自己的经历与理解告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由来、意义，必然的胜利与前景。因为他知道，“……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中国的战争主要是一场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代表着民主，毛泽东代表着共产主义。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那么多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着抗日战争期间人民自己建立的政权。也没有人意识到，蒋介石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人民反对他，蒋介石镇压民主而不是捍卫民主。”如果在中国仍有一定的民主，那也在共产党治理的边区。那里在实践着一种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村政民主。3对杰克·贝尔登来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共产党是否会胜利，而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共产党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那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真正意义。　　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最后做了预测，就像所有的革命的必然成果一样，一定是一个强势政权取代了一个弱势政权，“革命的任务不是加强推广民主，而是增强权威。革命开始于推翻一个不称职的政权，而结束于巩固一个更加集权的政权。”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东周封建的弱势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秦始皇的强势政权。国家统一了，令行禁止了，代价是大一统的暴政；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又一次礼崩乐坏，一次次革命，满清与蒋介石的弱势政权都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毛泽东的强势政权。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创造一个集权国家，似乎已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一个强势政权，才能领导中国完成反封建传统，反现代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建立了政治权威，也建立着社会道德权威，在贝尔登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色可以完成中国又一次礼崩乐坏时代之后的伦理秩序的重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是可敬的，但也是可怕的，他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并坚持真理，一方面严以律己，另一面排斥异端。他们极有可能走向极权暴政，如果有民主、自由，也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民主自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