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与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事件，是20世纪最让西方感到恐惧的两件事。这种恐惧的文化心理原型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事件背景下，表现为“黄祸”与“红祸”恐慌。义和团事件几个月之后，英国的赫德爵士曾以形象的语言描述过“黄祸”的真正意义：“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民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赫德的预言在50年后完全实现了。历史的可怕不是人们不知道将发生什么，而是某种预言的可怕景象竟然照模照样地应验了。赫德继续道：“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坐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1750年后！果真是50年后，朝鲜战争证明了赫德爵士整整50年前的预言，丝毫不差，那个“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鲜半岛！ 　　恐慌是对中国觉醒的恐慌。它不仅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心理原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唤起西方人关于“黄祸”的记忆。“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这是第一步。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就开始讨论所谓“中国的觉醒”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惊。关于中国之觉醒，西方人的心理颇为复杂。一方面，从道义上讲，西方人认为他们为中国带去文明，中国从停滞到进步，从半文明或半野蛮变成文明国家，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从情感上讲，对于一个进步的，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的出现，西方人更感到某种担忧与莫名的恐惧。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从来都是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近代西方挟着坚船利炮与鸦片烟膏进入中国，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邪恶”行径已经将某种仇恨埋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心里。如果他依旧沉睡瘫痪，不会有什么危险，一旦觉醒，具有了挑战西方的与军事能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之觉醒”对于西方，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恐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是对某种“庞然大物”的恐慌。这个“庞然大物”过去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现在只是失去国家军事能力的“庞大的人口”。第二层是对这个庞然大物掌握了西方文明的恐慌。第二层意义，如果说在1900年还是某种预测，到1950年，则成为现实。德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中国人的思想，美国、德国的武器又武装了中国人的军队。“黄祸”变成了“红祸”，就更令人恐惧。它有西方文化心理的“黄祸”原型，又有现实历史事件的证明，50年代初出现的“红祸”比半个世纪前的“黄祸”更令人震惊。 　　恐怖如期发生。志愿军出现在朝鲜美军阵地后不久《生活》杂志报道：“20年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18朝鲜战争与10年后的越南战争一样，是20世纪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战争。朝鲜战争损失近2000架飞机，联合国部队伤亡人数多达50余万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国人，而美国受伤的士兵则接近10万。19这场残酷的战争前后进行的时间，几乎跟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样长。但最终也没有取得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总统往中国东北投30至50枚原子弹，杜鲁门却撤换了麦克阿瑟。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最后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他说：“美国将军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朝鲜战争对美国政治军事的影响还不如它对美国文化心理的影响。它将美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与自信中惊醒。而这种喜悦与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湾战争才得以恢复。就美国的中国观而言，它也意味着某种根本的转变。庞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与美国军队正面遭遇。这是难以想象的事。一个素来被西方人想象为爱好和平或软弱无能、热爱自己的家园但又守不住自己的家园、一再被征服的人民，突然变得强大好斗，将自己的军队开赴到他国的领土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战。西方人心目中软弱和顺的中国形象，突然变得强大凶恶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已经变成庞大的军队，令人想起当年的成吉思汗，似乎黄祸的预言再次应验了。美国军队在月光下那片冰天雪地的半岛上，被“淹没在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的黄色大潮之中”。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预示着可怕的末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在中国从包围城市，中国革命也将溢出中国，从中国包围世界。 　　传统的“黄祸”恐慌已变成新的“红祸”恐慌。朝鲜战争是造成这种“红祸”恐慌的最重要的事件。它留给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人数十分庞大，野蛮亡命、盲目服从的、举着红色旗帜，握着苏式冲锋枪的黄种人军队。伊萨克斯在谈到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改变时说：“迄今为止，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事实上说，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之中，拿马歇尔上校的话说，这种欺骗手段‘适合于东方人的本性’。结果是以混乱的无序方式混乱地撤退。战场的新现实十分残酷无情，但它很快地与随时可拿来使用的古老神话结合在一起，例如，在马歇尔上校对一次交战的描述中，就隐含着上述神话中所有难以名状的恐惧。20那次战役中，一支美国军队‘淹没在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的黄色大潮之中’。在朝鲜的‘黄色大潮’，席卷了各种各样的古老记忆。‘新的’形象得以迅速建立，它不仅来自于新敌人的现实，还来自于长期处在时间和记忆深处的素材。蒙古游牧部落又一次出现了。”21 　　朝鲜战争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残暴、凶猛、洪水猛兽式的充满危险富于侵略性的“红色游牧部落”印象。除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之外，似乎还有更多的事件发生、可以证明西方的“红祸”恐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在西方人看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强行征服了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地方和那里纯洁、善良、虔诚的人民。他们认为这是中共扩张与侵略的开始。谁也不去想这一事实，即使在1950年之前的美国出的世界和中国地图上，西藏也属于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中国在西南解放西藏，在东南进逼，美国尽管对蒋介石一再失望，但依旧认为蒋介石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代表，尽管蒋介石当时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但西方依旧认为台湾是自由世界的前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解放台湾，就是入侵自由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中国的政治口号又包括解放全人类与世界革命。这一切时时刻刻提醒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红祸”恐慌。朝鲜半岛的战争结束10年以后，中国似乎又与美国军队在支那半岛遭遇了。越南战争是朝鲜战争的某种继续。中国尽管没有派出志愿军奔赴越南，但中国政府对北越政权的支持像当年对北朝鲜政权的支持一样。美国家庭相信，他们的孩子被派到越南是去“维持和平”的，没想到在那里的丛林中却被共产党军队“屠杀”。绝大多数生活在小镇上的典型的美国人，就是这样感受“红祸”的威胁的。他们感觉“红祸”正像死亡的瘟疫一样在全世界漫延，他们还从传媒上听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已开始援助非洲的反政府武装与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公开宣称，非洲人民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红祸”的恐慌在不断加强，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也容不得反思。其实所有美国与中国的冲突，都不是中国到美国去，而是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境。“红祸”与“黄祸”一样，都不是现实威胁，而是心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