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心态，基本上是敌视与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一切又像恶梦一样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帝国的大门重新对西方人关上了，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乾隆式威权与傲慢的皇帝，而且这一次还披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披风。对于红色中国，西方的态度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很快就变成一种疯狂的仇恨与恐惧，最激烈的依旧是美国。有趣的是，即使在以自由民主自豪的美国，也在以专制的方式反对专制，当西方传说中共在进行“清洗”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在进行政治清洗。300多万美国人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3，000多人被传讯，凡是在上与中共多少有些关系的记者、官员、军人甚至传教士、商人，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人被投入监狱，如拉铁摩尔；有的人跳楼自杀，如白宫职工劳伦斯·达根。那是一个“谈红色变”的时代，在美国，对共产主义恐惧与仇恨已经变成一种病态心理。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大监狱、大兵营。　　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敌视与恐惧，主要体现在对集权暴政的敌视与恐惧。反面的中国形象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恐怖故事组成。这些“恐怖故事”的内容，首先是独裁暴政。绝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纯粹是暴力征服，而维护政权的方式，也是暴力镇压。而且，新中国的暴政还有一个发明性特征，那就是通过“洗脑”完成的精神专制。他们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而共产党实行的专政也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人民民主的”专政，尽管这些事实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响惊雷》、《中国震撼世界》之类的著作中已一再被证明。其次是崩溃。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饥荒的消息，似乎共产党的统治正在导致中国大面积的饥荒与大规模的死亡。这些“传说”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因为与这些报道同时出现的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威胁。再次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破坏，如人民公社强行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共产主义教条取代了富于人情味的儒家道德，洗脑政策扼杀了文化所必须的自由精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红色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有称霸全球的企图的政权。它不断入侵邻国并奇迹般地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反面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一系列邪恶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显得过于邪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了。　　邪恶的中国形象与美好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人的想象。这种想象往往相隔的现实距离越远，就越真切。50年代初的红色中国与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3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有将近20，000美国人在中国，而50年代最低谷的时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还不到20名。在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任何从那个封闭的红色帝国传来的消息，都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证实着西方人的仇恨与恐慌。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或见证人，大多是最初几年从红色中国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处搜集小道消息的记者。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道听途说与猜测。没有人关注什么才是真实，也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报道。因为直到万隆会议之后，西方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中国。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5共和国主席的讲话，让西方人听来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专政”。专政的政治纲领已经提出，接下来将是可怕的实践。通过那些“小道”最初传来的消息是“镇反”。在西方想象中，“人民”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野兽，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遍及全国的“屠杀”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据说至少有15万人被杀害，他们包括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甚至基督教传教士。最让西方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便是对传教士的迫害，令人想起“野蛮的义和团”。1951年在西方被称为“暴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极权主义恐怖”下的“镇反”运动，而“到这一年的年末，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与此同时，党的暴力运动已经在国内造成了令人害怕的气氛，没有人敢进行任何的反抗。现在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对人民实施有系统的控制了。”61954年，赛珍珠发表了她的新作《北京信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美混血儿，他的美国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孩子返回美国，而他出于爱国主义激情留了下来。他说他相信他的祖国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是他被新政权迫害得无法忍受，终于铤而走险越境，不幸被击毙。7过去热情歌颂中国的赛珍珠与卢斯，现在也以同样的热情诋毁红色政权。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共产党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共产党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此时他们哀叹的不仅是失去了亲美的国民党中国，还有神秘甚至有几分可爱的传统中国，那个王龙阿兰们耕耘的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后一种态度尤其普遍出现在西欧国家，伴随着他们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造成的感伤。与贝尔登同时在中国的法国记者吉兰，1956年重返中国时发现，红色中国不仅抛弃了传统中国坏的东西，也抛弃了传统中国好的东西，如人的个性、幽默感甚至人的精神，人已成为集权主义的机器。81955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也在发表相同的感想：“中国大陆被一群外人以一种外来的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在过去时代里，儒家伦已经成为可敬的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个人忠诚、家庭孝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但共产主义世界却容不下这些优良品质，容不下幽默与慷慨，容不下忍耐与善良，容不下荣誉与热情。”9在西方人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正将中国由一个善良和平的民族变成充满仇恨狂热的暴徒。在中国，暴政的恐怖不仅吞噬敌人，也吞噬人民，吞噬人与人性。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种黑暗远远超过早期帝国主义时代黑格尔那一代人对中国的诅咒。此时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直接联想到的是某种警察监狱国家或法西斯集中营。那里的暴虐专政不仅用子弹打碎你的头脑，而且还以意识形态宣传“清洗”你的头脑。　　195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了西方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印象。该书出版仅在半年之后，就重印了三次，这是一本学术书，但又具有普及性，它确定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书中对中国的政治纲领、机构、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情况做了介绍、分析，其中“心理控制”与“恐怖”两部分，对西方读者触动尤大。“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镇反)、“Brainwashing”(洗脑)这些词汇，听起来形象鲜明，有“中国特色”。“镇反”从肉体上消灭人，“洗脑”从精神上消灭人性。50年代西方有许多这方面的报道，最有趣的是英国福音派传教士吉奥弗里·布尔(Geoffrey Bull)，写的《就是铁门也会被打开》。10布尔作为虔诚的传教士来中国，是准备给中国人“洗脑”的，没想到从上海到拉萨，他没有给中国人洗了脑，反倒几乎被中国的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洗了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他在拉萨被捕，罪名是帝国主义间谍。首先，共产党干部要求他坦白交待，这在他看来像是强制性忏悔。他毫无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后，“洗脑”程序进入第二步，从“坦白交待”到“思想改造”。他被转到青海的一个看管所，那里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有在卡夫卡的恶梦般荒诞的小说中才能找到。布尔描述道：“共产党将这种机构当作，所谓犯人，都是一些在思想上被反动与虚伪的社会观念毒害了的人。他们接受干部们的，这些官员就是医生。有些病人病入膏肓，已经不适应于社会生活了，就消灭他。管教干部、单位领导、各级官员们负责收集病人的病症，分析病症并对症下药。所谓药，就是适合他读的书、特殊的谈话、批斗大会、关单人禁闭、上镣铐，或者‘劳动改造’，这些都在医生的处方上。”布尔与其他“学员”们关在一起，有时也被提去审问，他说坐在审判台后面的三四个干部活像狮身人面像。每个学员都要学习“材料”，不断自我批评。在这位传教士的眼里，一切都有些似曾相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忏悔、苦修生活，似乎怪诞地复活在20世纪。三年以后，他被释放遣返回国，最不可思议的是，临行前共产党的干部还对他说，希望布尔牧师能够带着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美好印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