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镇反只对敌人，而“洗脑”也只对“人民”。这是极权的基础，对人的精神的专政。洗脑后的人民，将是一个只长着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怪兽。主张个性自由的西方，可以想象出的最可怕的景象，也不过如此了。吉兰到，处处拿他所知的旧中国与新中国做比较，肯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否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荒漠。他所见到的那些“人民”，没有幽默感、没有个人观点，表情麻木、动作僵硬，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外，对世界状况、中国一无所知。过去街头热热闹闹喧哗的人不见了，到处都是一片沉寂，除非碰上什么游行或庆祝，那也是政府组织的活动。过去那些优雅、智慧、轻松、幽默的知识分子也不见了。似乎没有人在思考也没有人在真正地生活。吉兰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叫“蓝蚂蚁”，这是50－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又一个“套话”。吉兰说： 　　“中国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我在到中国之前，就知道了；我从报纸书籍上读过这些报道。‘从中国回来’的人也说过。但那些旅行者和记者们忘了提到一个事实——这种景象会令人发疯！ 　　实际上，任何描述都无法再现现实，哪怕只是现实的一个断片：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惊。这些制服样式简单，也比较新，给人的第一印象倒并不坏。清一色的宽大的蓝上衣，政治委员式或者叫‘斯大林式’，像军服一样竖起的领口一直扣到脖子上，上衣口袋都挂着一支墨水笔；裤子也是蓝布的，还有软塌塌的蓝帽子，每个人都一样。姑娘也穿着长裤，绝大多数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样，只是留着下垂的长发或扎着农民式的辫子，不用口红也不化妆。永远是同一种色彩样式的服装，毫无变化地不断出现，让人很快就看得厌倦了，这种厌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单调的统一。 　　新政权剥夺了人们的个性，人们也尽量避免表现任何个性，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根本分不清张三李四。于是就造成许多可笑的错误：人们还以为中国什么都是复制的。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还是看到一群人，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过澡出来，一身去不掉的蓝色。人性怎能表现得这样千篇一律，单调乏味？身上的衣服，脑中的思想，难道都已被染成同一种颜色？……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这是全新的东西。他们被集合起来，混成一团，清除掉任何个人个性的东西，再分类分组，一层一层地被管理起来；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令人心痛的，尤其对于我这样的人，了解过去那段日子，那时候孔夫子还能抵抗斯大林，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 　　一座蚂蚁山，的确如此，他们已经变成了蚂蚁山——蚂蚁，蓝色的蚂蚁。这一比喻恰好能够表现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其中的意义，远比人们可以想到的要深远。”11 　　镇反、三反五反、洗脑、蚂蚁山、极权主义怪兽……一系列新出现的、用来形容中国的骇人听闻的新词汇，构成了西方人想象中邪恶可怕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还在不断地被丰富。某些消息完全是杜撰的，某些消息有些若有若无的依据，但还是捕风捉影的想象居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政治暴虐、贫困，人们缺吃少穿，完全是一副活地狱的景象，30－40年代曾经负责营造美好的中国形象的大媒体，现在又急于将那一形象涂抹成一团漆黑。“饥荒”是另一则不断重复的消息：“红色中国的饥荒——无疑，中国今年的饥荒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新闻与世界报道》1951.3.16）“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时代》，1953.6.24）“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加强控制，准备应付饥荒压力的措施……”（《时代》1954.5.10）“红色中国饥荒遍野”（文章标题，《时代》，1956.3.2）“红色中国的麻烦迅速增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城市里到处都是饥饿、无业的流民……（《新闻与时代报道》1958.4.4）这类报道在50年代没有饥荒的情况下虚构饥荒，在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又会夸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给西方人的感觉是中国正在变成人间地狱。 　　在美国人偏激的想象中，似乎中国共产党政权所有的政策都是邪恶的、毁灭性的。大跃进造成饥荒。人民公社则是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实施的疯狂的共产主义试验。 　　美国媒体报道的人民公社，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图景，所有的男性农民被集中在一个大的兵营式的集体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离集中在另一处集体宿舍中，而孩子被统一送到既像监狱又像军校的幼儿园，家庭就这样被强暴地拆散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食堂，一切都是集体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上缴给公社，传统中国最重视的家庭与传统中国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长爱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苏珊·拉宾在《蚂蚁山》一书中描绘了集体化运动的可怕景象。12有的报道甚至说人民公社制度与饥荒将导致农民暴动。1959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专题文章名为《10年红色中国》，文中说：“中国广大农民……追悔莫及，共产党土改政策最初的诱人的许诺，最后都变成灾难。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被剥夺了刚刚获得的土地，强迫进入集体农庄，然后又被迫成立人民公社，中国强制推行公社制度的严厉性与残酷性，连苏联经验都望尘莫及……我们难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在过去的10年间被迫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而又获得如此微薄的收益……他们遭受的苦难如此巨大，当代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在20世纪极权统治下忍受过如此严酷的生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