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苦难令人同情、震惊，极度的苦难则令人感到恐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极力渲染红色的地狱景象。这种景象几乎成为西方文明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自虐想象。几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怪兽，世界的末日就真正到来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 　　1964年，瑞士记者劳伦茨·斯塔奇(Lorenz Stucki)终于获得进入中国采访的签证，那一年夏天，他在中国呆了两个月。在这个被有形无形的层层大墙包围起来的与世隔绝的神秘国度里，他看到贫困的生活、日益膨胀的人口、高压、精神荒芜、可笑的狂热与可想的无知…… 回到西方后，他想告诉大家的是，那里不仅是一个怪诞的、邪恶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那里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正积蓄着仇恨与敌意，随时可能以最可怕的方式爆发出来。在他的《大墙之内的国土》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 　　“共产党中国的人口已达到6－7亿之多。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每出生4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在3,76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依据目前的国土面积，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仅次于苏联(8,492,000平方英里)与加拿大(3,831,000平方英里)。它比美国和英国加在一起还大。中国拥有2,700,00常备军，这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而且，1964年秋天，它成为第五支核力量。 　　一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范围内武装革命起义的主要温床……中国咄咄逼人，我们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了。在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几乎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秘的、半微笑半狞笑的面孔，在这副面孔之后，我们想象出各种妖魔鬼怪。中国的象征龙，具有某种深远的含义；这种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令我们惊恐万分；它是那么怪诞，那么不可理喻，那么狂暴无常。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14 　　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对西方人来说一直具有某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可怕危险的意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最初见到中国的龙的图案时，相信那就是地狱中魔鬼的模样。因为《圣经》中说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古蛇。19世纪以后的象征中国的龙，令人想起一个沉睡、瘫痪甚至死亡的怪物。一种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怪兽。然而，也正是在19世纪，一种关于古龙觉醒的传说开始流行。那是一种吉凶未卜的、若有若无的预测。没有太多人认真，认真者也说不清它意味着什么。或许隐约中可以感到某种担忧。直到红色中国出现，巨龙终于苏醒了。尽管西方人早有传说准备，但现实真正到来时，还是令人震惊，甚至惊恐。“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在西方人眼里，正像伊萨克斯描述的，它给人以“强烈的震惊”。“这个苏醒的怪兽与原来那个沉睡的怪兽判若两然。它瞪着血红的眼睛，盘升着，喷着火，光影变幻间，早已改变了它在人们眼中以前的形象。现在它身上没有了典雅和精妙，而代之以粗鲁和残暴。他不再麻木呆钝，而是猛冲猛干，不再被动或顺从，而是敢做敢为和不可驾驭。”15 　　红色中国使西方人心目中的龙，重新回复到最初的魔鬼形象上。似乎没有什么形象更能说明中国意味的危险与威胁。斯塔奇的这段话，表达出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深深的担忧与恐惧。红色中国孕育着某种危险可怕的力量，它随时都有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面对这场灾难，就像历史上曾经面对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兰扩张与黑死病一样，西方很可能丧失任何防御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的“红祸”，它隐藏在那片层层叠叠的大墙包围起来的神秘危险的国度内，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毁灭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的基督教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们感到的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危害中国的，也是威胁西方世界的。 　　首先是某种伤痛，美国人的伤痛表述为所谓的“中国丢失”论。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几代传教士、商人、政客与军人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欧洲人的伤痛尽管没有美国人体验得那么剧烈，但似乎更深远。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伤痛只是两三代人的事，而对欧洲，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从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起，西方人就试图在贸易、传教、政治军事上“打开”中国。但是这个“长城帝国”如此难以“进入”，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烧毁圆明园再进驻紫禁城，一切终于如愿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进出中国像主人进出自己的庄园。商人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顾客，传教士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政客、军人试图将中国变成帝国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将最后收获的时候，一场发自中国腹地的红色风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驱赶出去，在中国的财产也被没收，上帝的福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样，对西方无情地关上了大门。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听起来像乾隆皇帝的诏书中的句子：“天朝无所不有……”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或多或少地体验着一种“丢失中国”的创痛。 　　其次是某种担忧。中国素来似乎有某种排外仇外倾向。西方人强行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时态”，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中国人不仅从未从心底里欣悦或情愿地接受过外国人，而且还一直深藏着某些屈辱与仇恨。中国的传统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有组织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就更令人担忧。红色中国明确表示它对西方世界的敌视。美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英国尽管表示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以为然。16随着中国“迫害”在华西方人的恐怖故事传来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的传闻，西方人的忧虑也在加重，而且，不久到来的历史事件，迅速将这种忧虑变成恐惧。中国出兵朝鲜，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发现他们一夜之间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国志愿军的重围之中。西方人很少想到他们的军队跑到远隔万重大洋的朝鲜半岛去干什么，只想到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跨出国界，开始入侵别国了。这是“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恐怖或红祸的开始。 　　最后落实到恐慌。一个富于扩张性、侵略性的“红色帝国”，在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唤起了一个久已存在但一度淡忘的恶梦。这一恶梦曾经出现在1860年美国的西海岸的排华运动中，曾经出现在1900年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的故事中，如今又以不同的表述，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出现在朝鲜战争中。“黄祸”已经变成“红祸”。这一恶梦在种族、文明的传统意义之外，又加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意义。马克思一个世纪之前预言的那个幽灵，已不仅在欧洲徘徊，而且还附在野蛮亡命的黄种人士兵身上，在全世界洪水般地漫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