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面临重新定向吗？(6)
时间: 2007-08-02 20:51 来源： 佚名 点击:
“中国古典学”的重新定向2006年10月，由文史哲编辑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两派同台唱戏，展开了近几十年来的首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会议上，作为“走出疑古”的健将之一，谢维扬对“古史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古史辨价值和意义的评价是以前文章中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他这篇论文有纠偏的意思，而其所纠则很不一般。文章开头即引用裘锡圭的观点，肯定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是从古史辨开始的，并且把这次重建纳入到“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中，肯定其“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是促使中国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也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但是，谢先生的评价有一个基本立点，就是古史研究及其史料学基础问题。他强调“《古史辨》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正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文章中无论多高的评价，都始终不出“史料学范畴”。谢先生自己也承认这是他整篇文章的“基调”。和那些把“古史辨”疑古与晚清今文学混为一谈的人相比，谢先生对“古史辨”的“近代化”定位是了不起的见识，在“走出”群体中无疑是一个突破。谢维扬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近期的《文史哲》杂志上。近期的《文史哲》还刊登了“走出疑古”另一健将江林昌先生的文章。江先生文章最大胆之处，是认为今天的考古发现已能证明“五帝”的存在了。按照林沄的说法，“走进疑古时代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1926年提出的“四个打破”，是对传统古史观决裂的宣言书，“是应该在今后研究中国古史时继续坚持的”。他还指出，“从古史辨派开创了疑古时代之后，中国的古典学，实际上就逐步进入了疑古和释古并重的古史重建时期。这种重建是以对史料的严格审查为基础，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融会贯通而进行的。因此无须另立一个释古时代，或另称考古时代。由于这个古史重建时期永远要保持对文献史料严格审查的精神，所以提‘走出疑古时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代表信古回潮的错误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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