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面临重新定向吗？(5)
时间: 2007-08-02 20:51 来源： 佚名 点击:
关于对“疑古”有失公允的评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顾门弟子后学。1986年，顾氏晚年得力助手王煦华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编后》曾附带对“疑古副作用”说进行批评，认为关于“疑古”“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的评价“似是而非”。他认为，“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刘起釪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四期发表《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这是公开批评“走出疑古”并为“疑古”辩诬的第一篇力作。作者强调说，“对史料批判地审查永远是需要的”，顾颉刚及“古史辨”所致力的正是史料的批判和审查，是“离开不了”，“也走不出去”的。作者呼吁“应该抛弃门户之见”，对顾颉刚的学术遗产采取正确态度。1996年，黄永年撰文《评〈走出疑古时代〉》，质疑李学勤的“疑古副作用”和“阴影笼罩”说，批评“走出疑古”之下“轻率地否定前人成果的事情不时地出现”。这篇文章的全文则发表于2004年10月出版的《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私淑顾门的吴锐2002年出版其《中国思想的起源》前三卷，在构建其关于中国上古历史与思想框架的同时，也把对“走出疑古”的批判贯穿其中。2003年，由吴锐汇辑的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专题论文集《古史考》九卷出版，其中第五卷《古典学批判》收入其《“疑古时代”是怎样“大胆”走出的》、《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两篇学习笔记，对“走出疑古”予以更加全面细致的批驳。2001年，刘起釪曾为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撰写长篇序文，对“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的反顾心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立项是“走出疑古”辉煌的顶点，但也是它引起大规模质疑和批评的开始。“工程”结项后，网络媒体上的争论更是高潮迭起。其中海外汉学界的异议最引人注目。斯坦福大学的倪德伟教授(DavidS.Nivison)即对“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其“坚持唯一年代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忠实的”。蒋祖棣则强烈质疑“工程”所标榜的“高科技”基础和所谓“多学科”方法论，认为“‘工程’的所谓‘多学科研究’实际上主要是依赖非文字证据的研究，而在以解决具体年代为目的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中，考古陶器分期、14C测年等手段显得力不能及。勉强为之，便会造成方法上的冒进”。他还批评了个别“工程”参加者的文献学基础，认为他们“无需读书便潇洒地‘走出’了‘疑古时代’”。与海外学者的直言批评不同，国内学者显得极为小心谨慎。张忠培从“考古学的局限性”出发所做的批评较早，但没有引起多少关注。陈淳对“工程”以“预设”甚至“确信夏的存在”为前提“并坚信不移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的批评，也没有引起广泛重视。正面权威的批评始自徐苹芳2005年二三月间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文章直言“工程”对“考古学的局限性”认识不足，犯有学科上的“幼稚病”及“常识性概念之不清和逻辑推理之混乱的错误”，“应当迅速予以澄清”。对“工程”的正面检讨尽管目前在国内尚有许多不便，但随着研究的进展，一些问题的是非终究会有明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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