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意识的变化，逐渐产生了宗教与权力合一的神权。一是宗教观的变化，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进步到对天地人的崇拜。从凌家滩的玉器看，寓意神秘，玉龙、玉虎象征着神兽，玉鹰象征着神鸟，玉牌象征着天地方圆、四至八方，玉龟属于占卜工具，其与玉牌结合，表明原始巫术的存在。二是对神权的崇拜。凌家滩的玉人有站立和蹲坐两种姿式，各有3件，其上身造型和服饰雷同，均头戴冠饰，双臂放置于胸前，表情严肃，一副宗教偶像的神态。冠饰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凌家滩的玉人与良渚文化神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应是神人偶像。三是礼制萌芽的出现。神权统治需要建立一种秩序来维持。这一时期一些大墓随葬有大批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器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是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更是三代时期礼器制度的渊源，它在观念上已包含有礼制的内容。 

三、中心聚落的形成与文明化进程的关系    

　　江淮地区这一时期的聚落遗址有数百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诸如含山凌家滩、潜山薛家岗、望江黄家堰等中心或次中心聚落遗址。这些聚落遗址相对于一般聚落遗址而言，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面积大，规格高。如凌家滩遗址散布范围达160万平方米，薛家岗遗址有6—10万平方米；而黄家堰、汪洋庙、安庆墩头7 等次中心遗址，一般为2—6万平方米；像太湖王家墩 8 、怀宁杨家咀 9 等，一般遗址则较小，一般在2万平方米以下。从遗址的规模看，这些中心聚落遗址呈金字塔形，处于聚落群的顶端。二是处于区域经济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心聚落遗址具有雄厚的农业、手工业基础，经济总量也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生产工具作为生产资料，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从已发掘的薛家岗类型的遗址分析，虽然各遗址在发掘的面积和墓葬数量上有较大的差别，但从出土的文化遗物看，可以窥测其不同遗址的整体经济实力。作为农业生产工具的石器，按实际发掘面积与出土石器之比例看，薛家岗遗址为160件/1200平方米、而太湖王家墩为6件/75平方米、怀宁杨家咀为4件/50平方米、安庆夫子城为16件/114平方米10 、望江汪洋庙为53件/885平方米。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比例最大。作为纺织用的陶纺轮，薛家岗遗址出土71件，余均在2—12件，薛家岗遗址的比例远远大于后者。在凌家滩、薛家岗、黄家堰等遗址都发现有带加工痕迹的玉石料及半成品，这表明中心及次中心遗址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三是聚敛的财富多。玉器作非生产性装饰品，既是奢侈品又是财富的象征。从薛家岗类型的遗址看，其出土的玉器也有较大的差别。如薛家岗遗址有173件之多，有斧、铲、环、镯、璜、管、饰、珠等，种类多、数量大，工艺精细；而其他一般遗址仅出土3—5件，品种仅有璜、管、饰等。在生产工具方面，薛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器有铲、锛、刀、钺等，其中大型石刀有1—13孔之多，石器制作规整、精致，而一般遗址则出土较少，石刀多在1—5孔之间，制作粗糙。由此看出，中心聚落占有的社会财富总量较大，除生活必须品外，在象征着财富的玉石器等物品的种类及数量比例上远远大于一般聚落遗址。四是社会分化突出。此时，作为潜山天宁寨、望江汪洋庙、怀宁杨家咀等一般遗址，其墓葬的随葬品一般为1—6件，有的则没有随葬品，社会分化不甚严重。在薛家岗遗址T6探方中有16座墓，其中随葬品在3—9件的有12座，15—46件的有4座，其社会分化十分明显。从各等级聚落遗址的分化程度看，有着等级越高分化越严重的趋势。以上特点表明，中心聚落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步伐要比一般聚落遗址快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