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需要国际学术大背景的课题

易建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开始了又一轮大规模的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将其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再次兴起的起源讨论比较，可以发现，在中国，是考古发现以及其他实证研究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理论探讨严重滞后于实证研究；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实证讨论。更有一个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研究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当孤立地进行的，尤其与西方学术界是相当隔绝的。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滞后，也许就是它的一个后果。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要想取得较大进展，首先需要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的大背景，需要我们不仅了解自摩尔根以来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我们了解别的地区相关相似问题的实证研究，否则容易形成坐井观天、闭门造车的局面。    　　比如说，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中国材料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不可回避而急切需要重新审视的问题。我们知道，概念的问题，定义的问题，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事实，而是某一类所有的事实，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对某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归纳的方法，而归纳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尽可能多的事实材料，如果不说全部事实材料的话。现在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又是自摩尔根以来一百多年世界范围内的新材料新成果，并且，许多仍旧是我们所不知道所不熟悉的，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革命性的发现。不研究这些新的材料新的成果，仅仅依靠一部一百多年前的《古代社会》与中国材料，又怎么能够给文明与国家重新定义？不知道埃及、两河、印度、中美洲、南美洲的情况，在中国考古挖出某种东西，就断定挖出了文明，又怎么与他人对话，让他人信服呢？这是不是文明，首先要看，在世界其他地区，挖出这种东西，是否就是挖出了文明；没有挖出这种东西，是否就可以认定，那个地区的文明就还没有产生。定义的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前后左右进行对比，这不言自明。    　　具体落实到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标志问题上，举个例子，比如说，世袭制度的问题。根据摩尔根的理论，世袭与否，是平等自由的氏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在权力制度方面的一个分界标志，因此中国学者许多人把夏启的世袭看作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记得王和先生曾经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这十分有道理。单独来看，夏代的世袭制度确实与以前的举贤制度大不一样。但是，据此是否就可以声称中国国家形成了呢？恐怕还不能。国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早期国家虽然常常实行世袭制度，世袭制度却决不是国家社会的独有标志，更不是所有的早期国家都实行世袭制度。早在游团阶段部落阶段世袭制度就有发现，在酋邦阶段更是广泛存在，这谢维扬先生作过很好的介绍。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在一些地区，比如在希腊，有的国家的起源，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就是世袭“王”权的废除。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典。因此，把夏启的世袭当作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是否合适，恐怕还应该比较研究一下别的时期别的地区的情况，才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