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研究论集》序

李学勤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夏文化研究论集》，内容丰富，但充满了不同学术见解的争论。大家知道，夏代的历史和文化，是近年以来学术界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正在许多学者关切和研究之中。随着有关研究不断深入，种种观点引起争论，是当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应该讲，彼此有别以至相反的看法，在推动研究的进展上都有积极的作用。

   关于夏代历史文化的书，晚近已有若干部出版。例如1985年，河南省考古学会、河南省博物馆将三十年代起的多篇论文辑集为《夏文化论文选集》，同年，中国先秦史学会也专门编辑了一本《夏史论丛》。1987年，孙淼先生的《夏商史稿》问世，其上篇《夏代史》长达二百三十余页。1988年，郑杰祥先生的《夏史初探》印行，更是第一部夏史专书。现在这本《夏文化研究论集》，又包含了很多新的成果，由之读者不难看到这方面研究逐步前进的轨迹。

    《史记》于《五帝本纪》之后，即继以《夏本纪》、《殷本纪》。历代史籍，都不怀疑夏朝的存在。晚清开始，疑古学风兴起，有学者就此质疑，但很多著作还是相信历史上曾有夏代。这主要是因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证明《史记·殷本纪》中商代世系的记述基本是真实的，从而推想《夏本纪》也不会全属杜撰。在以甲骨文印证《殷本纪》上功绩最大的王国维先生，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时便说：“……《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王国维的见解，很足以祛疑起信，不过信念究竟不是实证。商代的实有，是由甲骨文及殷墟的田野考古确证的，所以大家也期待着夏代的问题能沿着同样的途径解决。1930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里，就为夏禹问题提出“准实物的材料”。

   夏代的历史存在是否能以证实商代一样的途径解决，我认为是不一定的。商代世系的论证根据的是甲骨文，甲骨文能被发现，是由于殷商时人有用龟甲兽骨占卜的习俗，并且有在所用甲骨上契刻卜辞的行为。对于殷商这样的文化来说，这种习俗行为实在是特例，并没有出现的必然性。可以设想，当时用其他材料来占卜，或者占卜后把卜辞记在竹木质的典册上，那么卜辞便不会保存下来。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木简的，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夏代的情形也许正是这样，尽管有文字，却没有多少能传留至今。我们不能把希望单纯寄托在文字的发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指出：“目前探索的夏代文化，它的范围比夏文化要窄一些，涉及的时空观念都比较具体，它是指夏禹至桀这一特定时期的，包括文献所记的十四世十七王，约四百余年间的文化遗存。就地域来说，主要是在传说夏王朝的活动范围之内。”按照这样的时空观念，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结合起来，问题应该终有明朗的一日。谈到夏代的探索，我常联想到德国著名的考古学先驱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发掘洛伊的工作。他自幼熟谙荷马史诗，确信史诗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不顾时人的讥讽嘲弄，毅然发掘希萨立克，完成了特洛伊城址的重大发现，重新揭示了希腊古典时代以前的文明。谢里曼的这种精神，难道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