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探源工作应当从丰富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检验各种社会演变理论，并从中国的案例中发现复杂社会演进在形态上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探究中国的案例能否对社会演变的通则性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中国也应当为目前国际上讨论热烈的文明起源的动力问题提供独特的证据和启示，比如，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机制起主导作用？如果能够证实国际上流行的再分配机制的发展也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动力，那么中国文明探源的实例研究对社会科学通则的完善无疑意义重大。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逊对理论有以下一番说明，考古学单凭常识性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事实和现象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它们不会吐露真言。考古学家和废铜烂铁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要用一套法则将那些事实和现象转化成对过去有意义的解释。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一条鸿沟，需要考古学家建立一座连接的桥梁，这座的桥梁就是用来阐释的理论与方法。否则，考古学就会停留在“古物学”的时代，根据其本身特点来收集和整理器物，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了解过去的证据（8）。    　　再有，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对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如何从物质现象和文献记载来判断早期国家的形态至关重要。对于理论在国家探源上的意义，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弗兰纳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9）。我国学者在运用文献与考古资料来探讨二里头遗址在夏代研究中的地位问题时，一直处于缺乏共识的纷争状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对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理论探讨。中国的典籍中虽然有“国家”和“朝代”的称谓与叙述，但是这种称谓与叙述毕竟和现代政治人类学对早期国家所下的科学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一种从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考古现象的观察来判断早期国家形态的科学方法论，是理论探讨的关键所在。    　　三、视野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国家”四阶段的社会进化模式，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的文化进化模式。虽然人类社会的形态纷繁复杂，但是塞维斯的划分并被认为是对社会不同阶段的准确概括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由于人类学理论是抽象的规律概括，而历史学和考古学处理的是直观的事实，于是强调客观性的我国历史学家便会难以分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识地偏向于相信直观的客观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比如，我国学者对西方引入的“酋邦”概念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举足轻重，但有人则认为它没有普遍意义。其实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因此，世界乃至中国各地的酋邦也完全可以拥有迥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态。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区别，从直观的现象来从事抽象的规律认识是科学探索的精髓所在。文明起源在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常被称为社会复杂化过程，而从考古学上来分辨文明和国家起源有赖于多元文化变量的综合分析，其中有些变量较难从考古记录上予以观察，所以，这些文化变量和证据的获取需要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