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先生曾对中国文明探源研究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为什么近十年来的学者对‘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文明前的社会产生文明的内部的动力的问题？（4）”张先生认为，中国的材料，不管是考古学的还是历史学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材料，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是中国学者从一般法则上对社会科学作出贡献的最好机会。他提出，我们要打破“国学”孤芳自赏的传统，将中国社会史放到社会科学的整体框架中去研究。他为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1）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2）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3）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需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的史实中可以得出那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的史实应当包括了考古学的最新成果。他预言，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当是中国的世纪（5）。    　　二、重视理论研究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    　　诚如郭沫若所言，“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6）    ”。中国的学术传统表现为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达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于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和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7）。我国学者也常以为，经验的观察是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只要我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经验的积累就可以上升为科学的理论。    　　其实，感官的识别并不表明你已经认出了什么。即使从大量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描述和比较毕竟只涉及事物及其它们之间关系的表象，并非事物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揭示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这些原因和规律往往不会暴露在我们直觉的视线里，需要学者们设计各种理论和方法予以解读。所以，理论的根本作用是意在解决文明起源背后“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文明起源的断代工作看作是确定一个新生儿的生日，那么文明起源的理论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新生儿是如何孕育以及怎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