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

　　在甲骨刻辞中，文，除偶见于甲桥刻辞，作人名(23)外，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如“文武帝”、“文武丁”(24)，金文同，常见“文考”、“文祖”、“文武”(25) 等，文表示有文德之人，已用其引申义，《尧典》中记舜“受终于文祖”，司马迁释“文祖者，尧大祖也”，郑玄曰“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26) ，用的也是引申义。所以甲骨、金文中，“文”字基本上均作端立人形，当与“文”字引申义的行用有关。而陶寺陶文的发现证实“文”原始写法确如《说文》所说的“错画”，又“逪”，《说文》释“交逪也”，段注引《诗·小雅·楚茨》“献醻交错”毛传“东西为交，邪行为错”，陶寺的“文”字正是用两长两短、邪向相交的“交逪之画”。  　　关于“文”字的本义，段注有：“逪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27)朱骏声也引《说文序》按“象形、指事为之文，会意、形声谓之字”(28)，尽管文字起源不是一人之功，但观察包括“鸟兽蹏迒之迹”的外部世界，获得不同蹄迹代表不同动物及其不同步态的规律性认识，用不同的“错画”，再现这些不同形态，来表述不同事物，就是利用“知分理可相别异”的认识，发明文字的过程。现代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根据鸟兽蹄爪之迹辨识不同鸟兽及其行迹是狩猎时代的基本生存技术；观察草木生长、寒暑变化、日月星辰的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事原始农业的基本生存技术，而在中华大地，已发现不少石器时代刻画符号和象形符号，这是我们祖先“知分理可相别异”认识和实践的实证，象形、指事文字的形成即植根于此。“文”的本义为“交逪之画”，也就是指用不同组合线条构成符号，而且每个都约定俗成表示一定事物。这就是文字的初形，而用文字组合为文章则为彣，今写作“文”，亦即这个词的引申义。  　　就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分布地域正在陶唐氏故地，扁壶上不仅有朱书“昜文”二字，残器除口沿部分外，沿残边涂朱一周，颇似卜辞的界划，预示这是一篇完整的全辞，而且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尚书·尧典》开篇对帝尧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