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仇儒最凶数刘邦

刘邦适逢秦朝推行挟书令，摧残儒生和文化，他本人又做了秦朝最低一级的小吏，世风和职业，都使其十分鄙视文化和文士。刘邦又出身于文盲世家，祖辈都只喜与文盲交往。其父刘太公，到刘邦已做了皇帝，自己已做了太上皇，儿孙们皆做了王侯，并开始把读书学文作为必修课之时，仍然固守旧习，宁肯与文盲故旧、流氓无赖相处，也不愿见衣冠子弟，刘邦只好动用皇权，营造出一个文盲杂处、痞子嚣闹的小环境，让其欢度晚年，可见刘邦的家人和家风，与文化和文士何等格格不入。刘邦生活于这样的家庭，鄙视文化和文士，便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世风、职业、本能，三者既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刘邦对文化和文士的鄙视、排斥和侮辱，一度显得特别突出。

刘邦出身底层小民，作过低级小吏，身份决定习性好恶，衣着也以小民小吏装束为美。作亭长时，刘邦别出心裁，将楚地小吏小民戴的一种像喜鹊尾巴一样的帽子加以改造，用本地盛产的笋壳制成一种新式帽子，时常戴着，臭美得不得了，自诩为天下第一冠，以至后来当了起义头目，作了沛公、汉王和皇帝，依旧爱不释“头”。物以人贵，这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竹皮冠，在汉代竟成了最尊贵的礼冠，历代皇帝“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后汉书·舆服志下》)

偏好产生偏见，恶习催生恶行。自孔子以来被儒生们看得尊严神圣的儒家服饰，刘邦却视为恶俗不堪，憎恶至极。史称其“不好儒，诸客有冠儒冠来者”，竟强行摘下人家的儒冠“溲溺其中”(《史记·郦生列传》)，大庭广众之下往客人儒冠里撒尿。汉二年(前205)，刘邦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大儒叔孙通正在彭城任楚官，遂降汉。仓促间未及换衣，还穿着平时常穿的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汉书·叔孙通传》)秦王朝、项氏政权都轻视文化，不喜儒生，但并不限制儒生旧有习俗，刘邦竟连儒生衣着也厌见。人们常说秦王朝如何反儒，究其实，在秦汉之际，仇儒最厉害的莫过于早年的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