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传教士们看来，康熙是个懂科学的好皇帝，也是惟一受尊重的科学工作者。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到中国后，这样写道：“凡是想一试身手的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从历史上看，数学家的失误受到重罚，无人见到他们的勤劳受到奖赏，他们观察天象，免不了受冻挨饿……钦天监正假如是一位饱学之士，热爱科学，努力完成研究；如果有意精益求精，或超过别人，加紧观察或改进操作方法，在监内同僚之中就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大家是要坚持按部就班的……”

很多人以为，只是到了晚清，中国才渐渐落后。事实上，在那些早期的传教士信件中，中国已是一个“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只顾私利”，“不止一次为了黄历作战”的国家。

而那时的欧洲，正准备进入牛顿时代。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之时，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会、柏林学院也先后成立。“他们有独立的刊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而不用害怕受到惩罚。”

康熙一生勤俭，路易十四则奢靡无度；康熙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以孔子为自己的道德楷模，路易十四则期望像亚历山大那样，成为统治欧洲的霸主。但在科学这样一个决定国家未来的领域内，似乎前者远没有后者那样有功于后代。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对比当作康熙时代科学状况的全部。”Jami说。在20多年中法科学发展的对比研究中，她已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必须要看到，科学发展的确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文化传统来做任何事情。”

在她看来，康熙的科学国策有其明确的目标：一部好的历法，一张准确的地图，一套数学、天文学和韵律学的系统理论。

“他做到了。”Jami肯定地说。只是，康熙或许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些———而不是超越别的国家———就能保证江山永固，那么，是他想错了。（江菲）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