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来华的传教士在朝廷受到重用，是件让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不舒服的事。但由于中国的士大夫几乎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很难在这一领域与他们一拼伯仲。在这种情况下，“西学中源”的说法渐渐盛行。甚至有记载说，康熙自己就这样说过：“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

Jami十分怀疑康熙是否真的赞同这种说法。“他是满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他来说，一样是外来文化。但是，他也许要照顾汉人的想法。”他们最近的研究发现，康熙时代的皇宫里有20个西医，“他是个宽容的人”，但这种做法在当时依然难以被接受，因此，他想以这种说法来取得读书人的赞同。

清廷也命令地方派送精通历算之人到京师考试，选出优秀者编写《律历渊源》等讲述西学的书籍。为了塑造“自立”形象，避免使人感觉所编写的书中一切皆取自外国，算学馆的大臣们亲赴各地去观测，并将这些结果记录在书中。遗憾的是，韩琦发现，传教士们认为这些观测的“依据和基础缺乏可靠及坚固性”，而“使建筑的整座科学和艺术大厦立于流沙之上”。

Jami这样总结两家科学院的区别：“一个是为了取得新的发现，一个是为了整合旧的知识。”

这也决定了两个机构的命运。《律历渊源》编纂完成后，算学馆完成了使命而终结。法兰西科学院却一直延续下来。

分道扬镳

“毫无疑问，推广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统治。”在Jami看来，两个国家毫无差别。路易十四期望科学家们为他建造漂亮的宫殿、美妙的喷泉以显示他的权威，康熙希望通过科学计算获得更准确的历法，更好地治理洪水和河道。二者都希望通过科学测绘，获得自己疆域的版图。

但是，康熙晚年时，由于历法之争已不存在，公开地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都被禁止———这些内容已和清王朝的合法性有关。1715年，他在科举考试中禁止了有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主考官都被要求不许出有关天文、乐律或计算方法的策问。清朝新出的自然研究著作，康熙皇帝雇用耶稣会士专家所作的宫廷项目，都禁止主考官和考生涉及。以一人之兴趣，他成功地引导了考官及书生的兴趣，虽然这无法影响所有的人。

爱好芭蕾的路易十四却没有这个能力。

欧洲的科学家们渐渐有了自己的圈子。他们无须经过国王的考试求得工作，也不必谁来告诉他们应该学些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科学渐渐成了不那么大众的领域。

“直到晚年，康熙还亲自修改御用科学家的书稿。”Jami说，“但路易十四不能，即使他关心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