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们的惊讶或许更来自对比。

“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Jami说。一次，他的科学家为全国测绘地图，结果比原来以为的小，路易十四很生气地说：“我的科学家比我的敌人让我失去了更多领土。”

但Jami认为，康熙这样做，在个人兴趣之余，还有更多的政治动机。在满族尚未在中原站稳之前，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皇帝，满人也并非‘蛮夷’。”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韩琦提供的一段史料，或许印证了这一说法。1692年初，康熙在乾清门把大学士、九卿招至御前，讲授乐律、算术的关系，还涉及天文历法以及河道水流量的计算。没有尽兴，他命人取来日晷，用笔划出正午时光影应该的位置，一行人一直在日头下等到正午，以检视皇帝的预测。果然吻合。

大臣们“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又“退而相顾，惊喜深愧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

有意思的是，完全不热爱科学的路易十四，早在此前的1666年，却以国王的意志支持了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每周，他们都在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聚会。

1713年，康熙发布圣谕，在蒙养斋设立“算学馆”，翻译西方历算著作，编写《律历渊源》等书籍，被西方人同样称为“皇家科学院”。

两种文化

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为什么康熙时代的科学热潮没能延续下来，而路易十四却做到了？

“我想，这是因为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中，科学的地位不同。”Jami说，“在17、18世纪的欧洲，科学工作者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而在那时的中国文化里，只有你懂四书五经，才是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话虽如此，康熙依然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作用，并期待能够利用传教士在华期间，多多学习，以达到将来自立的目的。韩琦在《“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一文中介绍，有耶稣会士这样写道：“多年的经验使皇帝确信，中国人主要或惟一对欧洲人的依赖是，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就无法正确地在天文学方面进行管理及准确地预知日蚀和月蚀。皇帝千方百计铲除这一弊端，使中国人能够自立。为达到这一目的，皇帝不惜代价按皇室排场建立起一所皇家数学院……”

但这个“皇家数学院”却和法兰西科学院有了差别。

法兰西科学院致力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当时知名的欧洲学者霍布斯、卡西尼、惠更斯等，都受其吸引并加入。科学院成员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还组织了几次海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