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朝的用人体制，元代中期的文人姚燧曾有过一段十分著名的叙述：“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及至元末，时人论及入官途径，仍然说“首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可见尽管自仁宗朝开始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有元一代铨补官员的基本格局并未因此发生重大变化。

由上所述，在从官僚候补者队伍中选用入流品职官方面，元朝铨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

（1）高级职位中有相当部分被由怯薛出职的世勋子孙所占据；（2）中、下级官员中的绝大部分，乃至少数高级官员，多由吏员出职，甚至由官复吏，再出职升任品级较高的官位；（3）元代前期一直没有设科取士，后来虽然实行科举，对整个官僚构成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唐宋诸朝相比较。此外，元朝铨选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汉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大多数挤进仕途的汉人、南人，也只能淹于常调，在中、下级官吏的职位上耗却一生。

除了从所谓“自身人”、或者不入流的品官（如学官）以及无品级吏员中选补入流品职官外，铨选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涉及到在职官员的流转升迁体制。在这方面，元制的特点，是外任地方官的升转速度比随朝官员缓慢得多。这对于担任此类职官的汉、南人的政治前程，当然是很不利的。

本文拟先叙述元代承担铨选职能的运作系统，而后再分别介绍选补入流品职官以及在职官员流转升迁的各种规定。

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条，元代职官员数总共有26690名。其中入流品职官22490名，内随朝官2089人、京官506人、外任官19895人；有品级但不入流杂职官4208人，包括儒、医、蒙古学、阴阳诸学教授，以及其他不系常调的杂职官员（如仓官、税务官、匠官等等）。官员品级设为九品，每品又分为正、从二等。其中由九品上至六品的以敕牒委任，由宰相押字，称作“敕授”；由五品至一品则以皇帝亲赐命诰委任，称作“宣授”；二品以上官均选自特旨，故委任时多有诰词。

在理论上，凡入流品职官，都可能“自九品依例迁至正三品”；进入正三品以后，则只能于本等流转，非奉皇帝特旨，无缘再进一步升迁。相当于正、从三品的职务如六部尚书、诸道廉访使、都转运使、路总管、蒙古军或汉军万户、元帅等，都分布在直接秉承最高决策集团意志实施军国大政的最关键环节上。因此虽然正、从三品仍属于可以“依例”升迁的品秩范围，但三品职官的委授，已不属“有司所与夺”，而必须“由中书取进止”，呈请皇帝决断。至于二品以上职官入选，则按制度形式，更是完全出自皇帝圣裁。元仁宗欲扶持朵儿边部世胄月鲁帖木儿，使其接替哈散为丞相。为此他曾对一名亲信谈及自己的打算说：“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总机务。欲令有才力者代之。月鲁帖木儿识量明远。二、三年间存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许有壬追记自己在顺帝至正元年（1341）由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品）迁中书左丞（正二品）时的情景如下：“至正改元四月十二日戊子，皇帝御龙舟幸护圣寺。中书右丞臣帖穆尔达实、参知政事臣阿鲁、臣有壬扈行。乐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政事，参知进右丞、臣有壬进左丞。恳辞不允，惶汗就列。”除三品以上职官外，皇帝当然也可以通过颁发特旨的方式委授其他官职，时人称为“别里哥选”（蒙语belge译言符验），以区别于常选。宫廷近侍经常利用别里哥选的形式矫旨除授，以营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