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九州的命名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它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充分的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文化水准，并非约定俗成的。因此，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判断，禹定九州是合乎逻辑的。退一步来说，就算九州是后来形成的概念，但大禹治水的史实，却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巴是夏的属地。可是为什么，商灭夏，却没得到巴呢？是拱手送给了从天而降的巴人了吗？还是被巴人夺走了呢？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但台湾却仍然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不存在第三集团的情况下，当一个集团推翻了另外一个集团后，如果没占领所有的土地，那么剩余部分，一定还控制在原集团手里。除夏之外，还有哪个集团，有能力从强大的商人手中夺走大片的土地？如果有的话，它一定会与商征战不息，并且，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六、大禹的启示大禹的故事，令人深思。他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如在三峡之下，显然他不会拓宽三峡，让汹涌的洪水去冲毁自己的国家。如在黄河流域，那他为什么要去疏通三峡？向巴人奉献爱心？那又为何要置下游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再说，南蛮会拱手让道，任他引来特大的洪水？另外，他会盟诸侯，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势力中心，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非得跑到会稽这个蛮荒的地方去？并且，与传统的“有凤来仪”的王朝思想，也是明显的背道而驰的。要解释以上疑问，首先就得知道，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是一种唯我独尊的王朝思想，一旦政权变更，它的内容也就全变了，不能去一一对应。商周时期，政治中心确在黄河，但不等于从来如此。南方的气候，更适合人类生存，赤身裸体的人们，也更容易渡过饥寒交迫的日子。因此，原始文明本来就是由南而北的。而夏桀南逃，不正暗示着，南方是他的老巢吗？道理很简单，因为逃跑，就是脱离危险，怎么可能不首先逃往自己的老巢，而逃往别人势力范围的地方？这样看来，夏是起源于长江的文化，并与大禹治水相互印证。而大禹治水，也必然会导致政权北移，因为拓峡后的中下游，水灾频频，已不再一如往昔了。拓宽三峡，水患得以治理，却给下游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前，每到汛期，汹涌的洪水受困三峡，减缓了下泄的势头，上游河水暴涨，下游却风平浪静。治水之后，洪水一泄千里，给下游带来了灭顶之灾，而禹族却凭借治水的丰富经验，以及龙舟如箭般的速度，驰骋长江，并迅速壮大。

七、渐浮水面的巴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一个古墓，墓主叫妇好，是殷王武丁的夫人，也是祖庚、祖甲的母辈，卜辞上的“母辛”。她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是已知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军事家。据甲骨记载，妇好不仅主持祭占，还带兵打仗，并多次“伐巴方”。这是关于巴的最早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