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