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