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最近几年，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虑被放大，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且充满激情的争议。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