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