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八)这段是讲，一个政府官员问孟子：“只按土地产量十分之一的比例征税，取消关市之税，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今年做不到(大概实在政府有财政赤字要补吧)。能不能先减一部分税，等来年再逐渐达到上述目标？”孟子则回答：“如今有个人每天从他邻居那里偷只鸡。有人告诉他：这太不道德了。

他则说：是否能让我先减到每月偷一只，等来年再根除这个毛病呢？”可见，在孟子看来，政府收税，只能收农产量的十分之一，超过这个标准就是偷东西。不管政府有什么理由，都不能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君主在操作国家财政时必须接受宪政的约束。这其实是一种“宪政之礼”(constitutionalpropriety)，和欧洲中世纪约束君权的宪政主义已经非常接近。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十四)的名言，当然不是什么现代民主的理念。但是，和那些以武力要挟逼英君接受《大宪章》的英格兰贵族的价值观念，可以说非常相通。

古代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精神汇流

欧洲中世纪的宪政精神，仍然渗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核心之中，并且其原始形态和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

可惜，春秋战国的列国兼并，没有给儒家留下什么机会。很快中国就进入绝对皇权时代，以“政”和“刑”操纵社会。儒家被“独尊”后，又成为维护这种绝对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孔子恐怕是被误解得最多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把孔子从他身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拯救回来。拯救的途径之一，就是认真研究西方的宪政传统源流，让古代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政治精神相互发挥，复兴原始儒学的真正精神。

为什么理解孔子要绕道欧洲中世纪呢？这是因为孔子在他身后被他的敌人(即绝对皇权)歪曲地供奉了两千多年，其思想和精神已经失传了太久。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也。”(《论语》八佾，九)。显然，孔子面临夏商的传统，觉得年代久远，仅从其后代那里已经无法了解，他也只能谈周礼了。传统失传太久就不可追，这是我们了解孔子的困难。所幸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宪政精神，仍然渗入在现代民主宪政的核心之中，并且其原始形态和孔子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这自然为我们复活中国古代的政治精神提供了一条路径。所以，我们期望的不应是什么“文艺复兴”，而要先回到中世纪，重新解释和发挥我们上古的“先王之制”。

作者：薛涌(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