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看来，对这一乱世的救治之道，就是回到周礼的秩序之中。比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三)大意是，如果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用刑法来规范国民的行为，老百姓会变得规规矩矩，但却丧失了廉耻。如果以道德教化社会，以礼法来规约人的行为，老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举止中规中矩。

孔子的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扭曲，乃至到了今天大部分人觉得所谓礼教是对个人、个性的压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启蒙运动，都首先要突破这种礼教。刘军宁先生讲文艺复兴能使“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这种“礼”，其实还是用的打破礼教的那套反传统词汇。但孔子所谓的“礼”，多是对权力的约束。《论语》的“八佾”那章就很典型，孔子批判季氏，批判管仲，就是因为这些把握权力的人僭越了礼教秩序，积聚了过多的权力和财富。他看不起那种“居上不宽，为礼不敬”的人，把统治者对社会的宽松和对礼虔敬看作并列的品德。他推崇“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第一，十五)，显然认为受礼的约束对有钱有势者更为重要。

特别能说明“礼”对君主的约束的，是孔子所谓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二，十九)的原则。“忠”在《论语》里的用法并不一定是下对上的效忠，比如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其中第一条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学而，第一，四)，“忠”的意思是尽心尽力。而“君使臣以礼”，也不是单纯地讲上对下的权威，而是这种权威的限度。理解这一点，可以看《论语》里的另一段：“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二)如果我们把“君使臣以礼”和“使民如承大祭”排列起来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臣对民，都是指君主对下的态度。而“大祭”也是“礼”的具体一例。这两句因此完全可以互文见义。其表达的基本理念是，君主使用臣民时的行为要有约束，不能逾越礼制的界限。而在说后一句时，孔子还特别追加一句解释自己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臣对民，都应该像对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将心比心。这里讲的，哪里是什么专制主义秩序？

我还必须强调，孔子批评“居上不宽”中的“宽”，并不仅仅指一种宽容或宽松的态度，也含有政府不要过多介入社会事务，不能向民间有非分索取的意思。《论语》是孔子门人零散的记录，不成系统，许多问题语焉不详。但到了《孟子》，一些问题就有较系统的讨论，可以拿来和《论语》印证。孟子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三)。这里，他所谓的“礼”明确是“礼下”，即君主对老百姓的义务和其权力的限度，所以才有“取民有制”的约束。他进一步从税收财政的角度，明确划定了政府行为的范围和其必须接受的约束。下面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述了孟子构想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