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元、明、清均用王安石定下的考试方法，明清两朝的经义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须依朱熹《四书集注》等书。这使得儒学经典沦落成为读书士子的记诵文本。

儒学作为文化道术，其整体的文化功能因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搭载而有相对稳定的发挥实现，但并不能说没有科举就没有儒学。不要忘了废科举之议正是张之洞、康有为等儒士大夫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提出来的。在科举制废弃后，儒学的其他功能（如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等）如何实现？这才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王曾瑜：科举阻碍了国学在自然哲学领域的发展

汉武帝以来，国学的整体面貌就转变成以尊孔读经为主，以后总的来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本来唐朝是诗赋取士，宋朝一开始也是这样。但是，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改成了经学取士———而经学正是国学最主要的部分。从当时来说，这种做法有其必要性。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副作用比较大，因为教育的功能有很多方面，经学取士就把教育的功能狭隘地变成了单单是为了考试做官。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胡适先生做过一个研究对比。他研究了清朝经学的乾嘉学派，他觉得，西方人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搞自然科学，这应该是西方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中国这些学者不是没有聪明智慧，但是全用在钻故纸堆上。

这一点使中国与西方国家拉开了差距，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偏重于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自然哲学不发达。

经学里面有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把宇宙模式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创造、解释。比如无极生太极，阴阳生五行……不需要经过科学实验。科举把无数士人的聪明才智弄到了经学上，读经学就是为了做官，乾嘉学派就是多了一些考据，所以科举考试后来被废止也有必然性。

整个科举制度，不仅没有改变国学缺乏自然哲学的弊病，反而使这种现象加深了。王安石变法和八股文是文化专制的主要因素———统治阶级利用科举制度，让国学为他服务。他认为最有用的就是经学，因此选取了这一部分。如果说，国学有一部分需要扬弃，那么科举则让这种扬弃彻底杜绝，你必须按照统治者设定的范围应答，不然它不取你。因此，科举制度就是让国学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在发展。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模式，就是落难公子中状元，一个书生最崇高的理想就是先读经，读了经以后中科举，然后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从来没有一个书生想到，我在自然科学上有什么发展。当然，我们也有沈括这样的科学家，但是没有形成风气，绝对没有人说，我们要造就沈括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