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学里面，经是主干，史、子、集都是分支，“集”从哪里来的呢？它就是解释“经”的著作。像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集，好多都是解释经的。《四书》就是朱熹定的，它后来获得了与《五经》同样的地位，科举就考这个。而且从明朝以后还规定，以朱熹的解释为标准答案。这样一来，反而限制了新思想的发展。因为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解释中发展出一个新体系也说不定。建一个理论，代替圣贤说话，不是你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就把人给限制死了。

从科举考试内容就开始限制，这就很有害，而不是科举本身有害。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题目都出尽了，因为《四书》文字有限，考了600年免不了有重复，就用上一句尾巴上的话，下一句头上的话，两个凑起来作为题目，还让你做，写成八股。这样既不能培养人才，也使国学走入了死胡同。在文章里面说假话、空话就是从八股文里面开始的。这个时期，发展国学的人都是在做官以后或家里有钱，不愿意参加科举的人。

陈明：科举与儒学是多维立体复杂辩证的

把科举与国学的关系转换成特定选官制度与儒学的关系，虽然略有出入，谈起来却可以具体深入许多。简单地说，科举是国家政府的选官制度，而这个权力机构是以皇帝及其利益集团为轴心；儒学是文化道术，它反映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原则。通过考试儒学出仕朝廷为官，这样一种制度，对于儒学来说，就像对于王权一样，具有某种双刃剑的性质。从这样一个视角观照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科举与儒学的关系乃是多维立体复杂辩证的。

从历时性上说，它经历了一个二者由相对冲突对立到相对稳定统一的过程；从共时性上说，它一方面使儒学的政治功能、社会权威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和强化，另一方面又使儒学的道义目标、理论生机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和抑制。

先说第一点。作为制度性选官渠道，科举制所否定取代的是“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汉代察举制的极端化或变形。这使得“儒宗地主”日益发展。隋文帝统一中国后，皇权重新获得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权，九品中正制被自上而下的科举考试制度替代就成为必然。著名的牛李党争，也有此深层背景在。唐代裴行俭说“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以及后来“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读书当以经义为先”的议论，都是指向当时科举重才能技能轻德行境界这点。

再说第二点。儒学的理想是行王道，“士之仕也，行其义也”。但秦汉之后，“君子不器”、“志于道”的儒生不得不妥协降格为“器”或“技”以获得进入霸道体制的可能。公孙弘被讥为“曲学阿世”，董仲舒也不免。科举制使天下英雄尽入皇帝彀中，儒学自然更是不复孟子时代“说大人物则藐之”的浩然之气。这既不能怨儒生，也不能怪科举，而是莫之如何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