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民族主义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灵魂，就会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或自以为是的代名词，蜕变为粗鄙不堪的反西方主义。本世纪处的义和团就是反西方主义的一次可笑表演。

反对霸权主义自然必要，但没有必要连西方的现代文明也一并拒绝，从而丧失民族主义自身的开放性格。

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在中国的知识界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因而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这种观点无疑是对历史的误读。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从来不曾出现过民族主义的观念，仅有的只是对一家一姓之王朝或华夏文化的认同。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这种并非以民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只是以王朝(国家)或文化(天下)作为界定群体的观念，只是一种“王朝国家”或“文化中国”。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边界十分模糊，只要在文化或政治上臣服于自己，便可承认它为华夏大家族的怀抱。钱穆说：“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因此，古代中国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毋宁说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普世主义的。

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列强以血与火涤荡了华夏中心论的古老梦想之后，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和对抗之中，人们对由种族、地理、文化和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的民族共同体逐渐有了自我确认，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然而，对民族共同体简单的、质朴的认同，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还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

从理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呈现一种正相交关系，但是，对于中国这一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主要是受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而现代化在当时又无异为西化，于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具有了敌人和老师的双重身份。正是这双重身份，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在许多时期，尤其是民族危机的时刻，西化与质朴的民族主义情感常常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直接发生着冲突。

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形式形成较早，大致在甲午海战以后就初具形态，但它的内容却迟迟不能“实”起来，始终停留在激烈而浅薄的排外情绪上，即一种粗鄙化的反西方主义。而且，民族主义的情感越是炽烈，它的现代化内容就越是难产。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