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治国之道的核心，是在严格区分王道与霸道的基础上，力倡王道，反对霸道。孟子所谓的王道，就是圣王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道德教化，以德服人，以道德与仁义为基础，实现国家的治理。所谓霸道，就是霸主实行的治国之道，其基本途径是暴力强制，以力服人，以暴力与强制为手段，实现国家的治理。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终其一生，言辞雄辩的孟子游说于各国，基本上都是在宣扬这样一个主张：实行以仁德为基础的王道，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霸道。按照孟子的看法，要做出这种选择也不难，只要诸侯们自觉地从依靠武力的霸主转向依靠仁德的圣人就行了。孟子的理论尽管在当时四处碰壁，但数千年以降，王道与霸道之分，一直为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和历代统治者所坚持、所接受。以至于当年的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也要打着建立“王道乐土”的旗号。

柏拉图治国之道的核心，则是在严格区分人治与法治的基础上，主张人治最优，法治次优。只是，柏拉图主张的人治，并非“无法无天”，而是指“贤人之治”或“哲学家治国”。他说：“除非哲学家当上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不那样，我们拟订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８页）在柏拉图看来，治理国家，起决定作用的是治国者具有真正的统治知识和管理能力，当统治者具备这些素质时，“他们的统治是遵循法律的还是无法可依的，是允许意志自由的还是反对意志自由的；他们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都无关紧要：因为如果想到这些，统治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错误的。”（〔苏〕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蔡拓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３页）但是，由于美德和智慧俱全的哲学王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因此，在柏拉图晚年的著述中，法律的地位开始上升，他说：“如果有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就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物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