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认识任何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都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全面科学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3页。]邓小平也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西路军的失败，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我们今天研究这样一段历史，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70多年前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条件和事实出发，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相。 　　西路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是事物矛盾运动渐进发展历史过程的最后结局。恩格斯指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但是，这种合力并不是各种意志和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和力量的相互冲突、相互牵制、相互抵消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从客观的历史矛盾运动的视角去认知，总体上讲，西路军的失败，是在当时特定的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红西路军、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马步芳部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盛世才部等国际国内的敌、我、友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和制约，各种矛盾纵横交织与发展演变，各方力量相互较量、交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经过逐步的渐进演变和各个阶段的发展，最后造成的不幸结果。 　　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具体分析，主要有这样一些因素： 　　1.红西路军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发生在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进行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关头，发生在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动荡变化的时刻。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造成的突发事变不断发生，导致西路军原定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不得不进行调整，以致最终陷于失败的困境。 　　绥远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顾虑“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改变了原定由外蒙方向的援助计划，加之击破南敌方针未能实现，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搁置。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不但使红四方面渡河部队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的努力付诸东流，而且也失去原定的战略方向，在困境之中，不得不选择西进河西走廊，埋下了最终失败的根苗。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瞬息万变，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西路军的行动。为策应河东战局，西路军在东进与西进之间徘徊不前，迁延时日。特别是“由于西安事变后极为复杂的局势，苏共中央对中共的援助采取谨慎的态度，计划屡有改变”。[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当时在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西路军不得不努力建立根据地，以站稳脚跟，争取时间，待春暖后取得援助，导致陷于极为困难的局面。 　　西路军渡河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变，是历史的当事人们难以预见的，他们只能从当时面临的历史环境中做出抉择。一系列重大突发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巨大的，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原定战略计划的一再调整和不断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些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124页。]笔者以为也是很有道理的。 　　2.严酷的自然条件、不利回旋的狭长地形，缺乏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也是西路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正值隆冬季节，滴水成冰，但指战员们却缺乏冬装，仅穿着难以蔽体的单衣、单裤行军作战，面临着极为严酷的自然困难。正如陈昌浩所说，这里“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 　　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绵延千余里，南北宽约一二百里，北临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南靠祁连山的狭长通道，缺乏战略回旋的地理条件。西路军进入这里，犹如进入了一条狭窄的弄堂，非东即西，无法从南北两翼迂回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 　　河西走廊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党在这里的影响薄弱。这里又是回汉杂居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和煽动，民族矛盾尖锐，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流血冲突。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红军到达这里时，当地群众对红军发生误解，持敌视和怀疑态度，都逃避一空，使红军的群众工作很难开展。 　　3.西路军远离后方，补给困难，敌我力量悬殊，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胜负，往往是综合要素较量的结果，其中，军事实力是最基本的要素。战略战术的运用，战斗精神的宏扬，无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参与围攻西路军的敌人有国民党马步芳部、马步青部、毛炳文部、杨德亮部与空军第十五航空队，有正规军步骑兵3万人，当地民团六七万人，敌我约为6∶1，敌数倍于红军。而西路军几乎全是步兵，在同有着空军配合的敌人步、骑兵作战时，处于机动的劣势，往往陷于被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难以实施。战斗即便打胜，缴获往往不多，难以弥补消耗。这样旷日持久作战，红军人员、弹药、给养有耗无补，战力日减；而敌有依托与源源不断的补充，实力的天平渐趋于敌，优势日见。以致红西路军耗尽了自身力量之后陷于失败。 　　4.党和红军内部思想认识不够统一，行动步调不够协调，另外还有张国焘的干扰，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因素之一。 　　团结就是力量。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22日，载中新网。]从西路渡河前后以致失败的过程看，党和红军内部有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的认识并不尽一致。大量的电报，表现出了党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之间的不同认识。甚至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主要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各个方面的不同认识，固然有着自己的道理，但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部队行动的协调和一致，是不利于对敌作战的。 　　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党中央以极为诚恳的态度“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不必再谈，务以协和团结为目标”。并预言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但遗憾的是张国焘北上后，思想并未与中央完全统一，在军事战略方针等问题上屡生枝节，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北上甘南后，他粗暴推翻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制定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强令红四方面军向青海进军，使红军丧失了北上会师，夺取宁夏的最佳时机。渡河期间，他消极对待中央重点击破南敌的方针，破坏海打战役的部署，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最终流产。部队渡河后，他不顾天候、地形、敌情等不利因素和共产国际援助尚未落实的情况，盲目乐观，急于要红西路军孤军西进。对此李先念指出：“至于张国焘，有的同志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这次他也可能心怀鬼胎，企图乘中央决定渡河攻宁之机，到河西去发展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62页。] 　　5.红军有关方面主观认识的局限与军事指挥决策不当等因素，导致一些战斗受损严重。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是宁夏战役计划搁置后，根据共产国际来电和当时的战场态势匆忙做出的决策，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都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战役准备。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当时对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社会民情、民族状况缺乏深刻了解，特别是对战场的主要对手“二马”的基本情况、作战能力和特点缺乏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由于对浸透了宗教迷信和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二马”封建军阀队伍了解不多，将其当做一般国民党的杂牌军去对待，产生了轻敌思想，招致了严重损失。 　　由于轻敌思想的存在，西路军在一条山、横梁山战斗失利后并没有引起注意，盲目乐观，急于西进。甚至九军古浪失利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西进的危险性。我们从西路军早期中革军委、红军总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往来文电中，都可以看到对战胜敌人的绝对把握和对未来胜利的乐观估计。西路军内部“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郝成铭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 　　军事指挥决策不当，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无论是九军在古浪的失败还是五军在高台的失败，都与兵力过于分散，红军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与支援有很大关系。对此，徐向前、陈昌浩都曾以沉重的心情进行自责和总结。徐向前说：“我们西路军主要是军事问题，是战略战术的问题。我们过黄河后瞧不起马家军，结果吃了几个大亏。”[同上书，第236页。]陈昌浩也说：“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同上书，第179页。] 　　历史研究不仅要忠实地还原和展现历史的真相，也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从中受到历史的启迪。邓小平说：“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这正是我们在红西路军失败70多年后，仍然关注和研究这一事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红西路军失败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认识和判断形势，科学地估量实现奋斗目标的可能性。在实施战略方针的进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抓住时局的转变和历史机遇，制定出新的目标。第二，必须坚持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保持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性。这是党和红军取得一切胜利的前提和根本保证。第三，必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和红军力量的源泉所在，也是党和红军战胜敌人的根本条件。第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将战略方针的基点，放到自力更生的基础之上，也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敌、我、友关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善于利用各种条件发展自己。 class=’page’>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