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集中，受到极大限制。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减少一个。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百胜。但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奏奇效，“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了。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影响。战场实际纷纭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378页。] 　　4.李先念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 　　李先念是红西路军重要领导人之一，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者，也是红西路军及左支队全部历程的经历者和领导者。1983年2月25日，他写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一文上报党中央，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传阅了该文。3月12日，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明了该文的写作背景。信中说： 　　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 　　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不够了解，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些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批示。 　　李先念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272页。] 　　在收到李先念的来信和《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后，1983年3月22日，邓小平做出重要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同上。] 3月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阅后再交中常委一阅。”[同上书，第270页。] 　　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首先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从战略上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如果西路军急速西进，直插到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如果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有了大炮和充足的枪支弹药，那么至少有可能再打回东边。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丧失了战机。从国际关系看，当时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从国内形势看，我红军主力在河东与蒋介石军队作战，以及西安事变后可能再爆发内战，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因此，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东返。西路军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直接西进也有顾虑。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多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 　　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他说：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条件也极其不利。最主要的，一是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二是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基础，我们要在短期内把群众争取过来很困难。三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们过去又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红军取得给养也很困难。可以说，仅仅靠西路军本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近2000里的狭长地带，消灭“二马”主力，创立根据地，西面接通新疆，东面接通河东，是艰难的。 class=’pag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