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历史当事人对西路军失败的看法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悲剧也是后来无法改变的。红西路军令人痛心的失败结局，也是历史的当事人起初未曾预料到和不愿意看到的。事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总结，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1.中央政治局延安会议和毛泽东、张闻天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注：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写作此文时，西路军正在战斗，这段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话，很可能是以后所加)。]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注：1937年6月，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中说：“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被产。”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开始后，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共产国际有不同看法，在3月22日复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我们不想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认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还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页。] 　　在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中，1937年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研究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国焘路线的斗争”。11月24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结论，赞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认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转引自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接见回到延安的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等指挥员时，对西路军的失败的具体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2.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 　　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回到延安后，他怀着十分沉痛而恳切的心情进行检查，以虔诚的认罪态度自责，承担责任。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陈昌浩也是最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总结的人。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给自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的情况，但就具体内容看，态度是坦诚的，认识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特别是当时正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形势下，他对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历史功绩的肯定，“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辩解，都是难能可贵的。1937年8月，他回到延安后，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约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印发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第一章及第九章，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受到批评后，陈昌浩继续检查，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作了检讨报告。 　　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且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陈昌浩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聚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 　　第二，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第三，“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 　　第四，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钳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自处于劣势者甚多。 　　陈昌浩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主观错误主要表现在： class=’pag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