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徐向前同志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同志听不进去，严重轻敌。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李先念还指出：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李先念还在结论部分，强调了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西路军历史的必要性。他说：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263页。] 　　5.陈云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谈话 　　(一)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二)1982年2月27日下午，陈云在住所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三)1983年1月5日，陈云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送来的电报[指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的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6.张国焘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一所公寓里，有一位老人每天伏案写作，为自己赚取维持生活的费用，他就是曾风云一时的张国焘。张国焘历时四年，写成了多达三册，长达百万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 　　张国焘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人物，1937年3月，他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痛哭流涕地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恶果很大。”“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转引自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并于6月，给党中央写出了《关于我的错误》的检查。然而时隔多年后，他在《我的回忆》中，对党中央和张闻天、毛泽东等耿耿于怀，大肆攻击，发泄内心的不满。 　　由于坚持错误立场，《我的回忆》谈到西路军失败的问题时，张国焘一面自称“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一面又假借别人之口，为自己辩解，无中生有地攻击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责“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张国焘过河亲自策划指挥，就不会有西路军的失败。 　　张国焘说：“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张国焘还假借朱德之口[朱德对张国焘的错误，坚持原则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37年3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中说：“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页)]说：“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353页。] 　　四  对西路军失败的认识 　　千里河西，屹立着西路军烈士们的座座丰碑；戈壁雪山，留下了西路军英雄们的铿锵足迹。西路军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仍然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在无根据地作依托，无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孤军远征，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先后占领了古浪、永昌、山丹、临泽、高台五座县城，歼敌2.5万余人，给顽固坚持内战的国民党“二马”势力以沉重打击。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国民党马步芳部、马步青部、毛炳文部等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在河西先后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四县的苏维埃政权，扩大了党和红军在河西走廊的影响，撒下了无数革命的种子。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培育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后来人民军队各技术兵种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指战员们在西进征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感天动地，世代不朽，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路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10月22日，载中新网。]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class=’pag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