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得不充分。 　　第二，战略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 　　(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某种战略任务。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削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与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 　　(3)未能开始就实行“齐打齐进”与回旋的战略路线，集合最大兵力来实行包围与决战灭敌人之一部。此时，我们确是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 　　(4)因为不能集中兵力，实行包围战，故不能不走到单纯防御。而单纯防御结果，不能不使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消耗，高台以后之持久防御是实迫处此，而高台以前之单纯防御是自取之祸。 　　(5)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 　　(6)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估计不足，由于战略上之分兵与单纯防御，故自己实力大减而敌人更形猖獗，在这种条件之下，不能不产生我们之胜敌信心之不够。 　　(7)西安事变后，我们应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第三，政治工作上的缺点： 　　(1)在内部政治工作上。提高胜利信心不够，反倾向斗争中未能根本揭发四方面军历史错误与联系到反国焘路线的教育工作仍不能达到应有程度。 　　(2)统一战线上，还是不相信与“二马”成立统一战线的倾向，仍缺乏各种各样的耐心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统一战线做得着，更未能以下层统一战线推动上层统一战线，以上层统一战线影响下层统一战线。 　　(3)在群众工作上，首先对广大群众的号召，与直接间接的满足其要求，发动其斗争，使之成为强大的反马力量与红军的后备军，这一工作做得不充分。 　　陈昌浩在说明了西路军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后，强调指出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值得赞扬，西路军英勇牺牲，是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的。他说：虽然西路军领导者犯了上述政治上、路线上主要的不能容许的严重错误，但西路军指战员，为着党中央及军委所给予的任务而坚决斗争，粉身碎首饥冻疲困，在最困难与从未遇过的困难条件及残酷万分的血战中，一般说来是没有灰心失望，没有投降困难，而为求战胜敌人完成任务，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干部极大死亡，战士宁死不辱，而表现极英勇的斗争。虽身遭失败，无论已回、未回者无不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求在自己错误中学习，求在抗日战线上努力，求始终为党的光荣旗帜，为十年胜利红军英勇历史而奋斗。 　　陈昌浩还强调指出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路军虽然根本上失败，但开始能毅然决然为党的任务前驱，在五个月血战中给了马敌以很大的打击，虽弹尽粮绝，亦令敌人寒胆，同时学习了与“二马”在甘北作战之经验，这对于当时(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是极有意义之行动，对于今后，如果“二马”不诚心抗日而终为日本傀儡，西路军行动还是有其意义的。 　　陈昌浩还从“客观事实”的角度，为西路军进行辩解。他说：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能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陈昌浩还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事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退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 　　陈昌浩还强调指出：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得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5页。] 　　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刘统：《北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页。]。陈昌浩又继续检查错误，时隔半个月之后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正像他在导言中讲的：第一次报告书“有很大的缺点。主要是我还没有认识到我在西路军中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此，他分别从渡河前后、西安事变后、中央和军委指示执行、国焘路线、永昌甘州时期等五个方面上纲上线的进行检查，“证明我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真正执行中央路线。”最后得出了“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在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93页。]的结论。 　　3.徐向前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 　　徐向前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时隔50年后，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 　　《历史的回顾》肯定了西路军的业绩。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2.5万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徐向前本着“愧悔交加，余痛在心”的沉痛心情，基于“想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教训作些探索，以慰先烈，以诫自己，以鉴后人”的目的，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总结： 　　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疑具有致命的性质。 class=’pag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