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500大洋。当时的市价是250，小政客只肯加到300。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400，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400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鸿铭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400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已气歪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鸿铭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1919年，张勋65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他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的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鸿铭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 　　六、保皇 　　辜鸿铭经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雨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 傲霜枝)还拖着。民国初年，辜鸿铭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第一次拖着辫子走上北大课堂的时候，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辜鸿铭没有感到难堪，他等学生笑完，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学生们听到这句话，都沉默了。英国文豪毛姆回忆，他到辜家拜访的时候，辜鸿铭曾把他的小辫子拿在手里，神气十足地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辜鸿铭曾撰文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所以，“中国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并非改头换面，而是派出最优秀的中国人，去向欧洲人民展示我们的真相”。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已成汹涌之势，而西方列强又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慈禧以其惯用的两面派伎俩，本想投机于西方列强与义和团之间，然而，就像一个外国人所分析的：“倘若她不想被义和团的浪潮所淹没，她就必须浮在这个浪潮之上——要使浪潮不至于消灭皇朝，就必须把它转向洋人。”因此，她一方面借义和团的力量对付西方列强，同时也借外国人的力量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派心腹荣禄暗中保护驻京外国使馆，并用谄媚的面孔向外国声明：这次中外开战，全是意料外的事情。所以，清政府已向外部切实声明，要严密保护外交使馆，对于义和团乱民，要“相机设法自行惩办”。慈禧还肉麻地向列强讨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慈禧满以为机关算尽，可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曾想洋人也不是傻瓜蛋，竟一鼓作气攻击京城，慈禧也如丧家之犬，带着光绪等走上凄凄惶惶的逃亡之路。这种视国事如儿戏的做法，当时便受到很多中外人士的批评。康有为便屡有文章揭露慈禧，指出慈禧是肇其祸端的元凶。辜鸿铭历来恼怒康有为，见其攻击慈禧，自然予以辩驳，竭力为慈禧开脱罪责。他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巧为辞令，以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中国内乱外患的罪责，说成是“皆由康党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所致，甚至把慈禧再次训政，发动戊戌政变，说成“中国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请训政，乃名正言顺之举”。辜鸿铭把中国内乱外患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康有为，指出，如果不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抨击慈禧仇视向西方学习，并进而袒护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西方列强不可能会对慈禧“猜忌不满”，自然也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结局。如此牵强附会的推理，也只有辜鸿铭做得出来。辜鸿铭甚至肉麻地吹捧这个专权女人的“盛德崇功”，历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全国十多个省局势危急，不可收拾，并认为，时又值咸丰皇帝去世，慈禧以一寡妇辅立幼主，戡乱平祸，保持天下太平，“唯其德足以感人，其明足以知人”。为证明慈禧的大功大德，他还将慈禧有失君德的权术，给抖搂了出来。当时朝中权贵大臣分为两个阵营：一为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一为徐桐、李秉衡、刚毅等，两派争争吵吵，互不相让，而慈禧却驾驭有术，使他们都能各得其所，人尽其才。他由此赞叹：“多么智慧的驾驭，多么宽广的胸襟！在用人行政上是多么精明和老道，多么不同寻常！”辜鸿铭告诉外国人，“皇太后不仇恨西人，不固执旧法”。为化解西方人对慈禧的误解，他搜索枯肠地举出三条证据：第一，1861年与英国议和以来，中外相安处事；第二，近来，慈禧两次召见公使夫人，待以优礼，“以示中外一家之意”；第三，让朝廷知晓外国情形，谕光绪学习英文等。这些都是慈禧“不仇视西人之证”，而慈禧的垂帘听政也是“出于万不得已耳”，因为“中国所以系赖者，唯皇太后耳”。他辩解说，义和团之所以专与外国人为难作对，是因为“西人欲干预内政，有请皇太后归政之说”。义和团的行动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忠君”、“尊王”精神的体现。在满朝都斥义和团为“匪”的语境之中，唯有他义正词严为义和团辩说，甚至还为之讴歌，这也正是辜鸿铭的特殊之处。 　　民国建立后的第六年，辫帅张勋抬出宣统复辟帝制，辜鸿铭欣然参与其事。当时，辜鸿铭负“调停江浙之责”。当他刚行至天津，便被兴兵讨逆的段祺瑞阻回北京。张勋勃然大怒，破口便骂：“你有负委托，何面目来见我耶！”从不看人眼色的辜鸿铭连连磕头：“鸿铭该死，乞大帅宽恕。”帝制复辟终是一场春梦，然而，辜鸿铭的尊王忠君的意识却是深入骨髓。追至晚年，他倒遇到一件刻骨铭心的隆恩，那就是废帝宣统在养心殿单独召见他，并与他一同用膳。一向妄自尊大、出言不逊的狂夫，却感动得战战兢兢，语不达意。这一切，令在场的宣统的洋教师庄士敦都大为诧异。而辜鸿铭对自己的效忠清室，有着如此的解释：我的许多朋友嘲笑我，认为我对满族王朝愚忠。但我的忠诚不仅是对我世代受恩之王朝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对中国政教的忠诚，对中国文明之目标的忠诚。 　　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派，他时刻以前清伺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进的氛围中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他的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不止一次地向蔡元培校长提议将辜鸿铭驱逐出北大，但都被蔡元培顶了回来。蔡元培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政策。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我呢，自从跟了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1919年，蔡元培因与当局的矛盾要辞职离开北大，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上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很特别——我是保皇派，蔡先生是校长，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要留。真让在场所有人哭笑不得。 class=’page’> 5 下一页